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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上海和香港是潘汉年和董慧主要战斗的地方。但是，上海和香港都在他们的感情深处留下了很不相同的印象。
香港，是潘汉年和董慧相识―并由此结下终生战斗情谊的地方。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在香港建立的情报网系是可靠的，为党在今后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是潘汉年和董慧主要从事情报工作的战场，也是他们为党的情报事业立丰功伟绩的地方。但是，也就是这座被称之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却给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创伤，他们是那样的热恋着，相爱着，可是因为有潘汉年的原配夫人许玉文的存在，使得他们这种热恋和相爱整整持续了六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董慧这位默默无闻的大银行家的千金―我情报战线上的特殊战士所经受的感情折磨，是任何陷入爱网的女性所无法比拟的。再者，潘汉年由上海被骗到南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汪精卫晤面，给他们共有的政治生命投下了阴影，因此，就董慧而言，她更希望回到香港。
虽说潘汉年和董慧早就同居了，但在我国的传统习俗里―尤其是像董家这样的望族大户，是一定要排排场场地补办婚礼的。这对潘汉年即将开展的工作而言，他也非常需要得到昔日的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今天他的岳父大人的掩护；对董慧而言，她也需要作为女人那种特有的心理平衡。因而他们相偕回到香港不久，就隆重地补办了结婚典礼。
从此，潘汉年和董慧利用银行的金字招牌，在香港开始了新的战斗。
潘汉年到达香港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上海分局和华南分局，而华南分局又称为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接受以刘晓为主要负责人的上海分局的领导。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港工委”。章汉夫任书记，夏衍、连贯、许涤新、乔冠华等人任委员。为了协调上海分局和华南分局的工作，潘汉年被指定为上海分局的委员，他作为＿1几海分局驻港人员，参加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潘汉年开展隐蔽战线．上的工作，他的具体活动，是经由华南分局的机要直接为他发电报，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并接受指示。由此可知，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是有着很大的特殊性的。
情报工作，一直是潘汉年工作的一个重点。他在到港后的不长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得力的情报网络。“他派简竹坚作为主要的联络人员，为他沟通同各方面的联系，同时由她担任和上海刘晓之问的交通联络工作……不久，潘汉年又将原在上海工作的情报人员张唯一、张建良调到香港。后来又经夏衍介绍，吸收桂苍凌（杜宣）为情报干部。另由张建良介绍，先后吸收邝鸿藻和杨建平为情报干部。这样，潘汉年便组成了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精干的情报班子。为了扩大情报来源，除在香港各部门通过可靠线索搜寻情报外，又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寻各类情报。所有情报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全国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退，财政上赤字也一天天上升。这种情况，使江浙帮的资本家逐渐把资金从上海转移到香港。结果，就增强了江浙帮资本家在香港华商资本中的地位。诚如许涤新同志所说：“由于国民党的军事的不断溃败，这个反动统治对爱国人士的迫害，就与日俱增。党为了保护这些进步爱国人士，就设法把他们从上海转移到香港来，又从香港转到华北、东北解放区去。这样，香港在1947年下半年起，就成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中地点。不但有政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等先后到了香港，而且还有进步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如盛王华、包达三、赘延芳和章乃器等先后也到了香港。这就使我们在香港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日益扩展了。”
而负责指导这一工作的是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董慧利用自己父亲在华商界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战工作，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工商俱乐部”。“每星期四晚间聚餐一次，漫谈国事，这是1948年春开始的。每次聚餐时都请著名经济学家和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讲话，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之外，千家驹、章汉夫、侯德榜、许涤新等人先后在俱乐部的星期四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从上海到香港的盛王华、包达三、赞延芳也被我（许涤新）拉到俱乐部谈谈工商问题。每次专题讲话之后，在座的人有的提问题，有的发表看法。那期间，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香港的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为了了解国内的战局和政局，都踊跃参加；后来发展到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工程师和香港大学的教授也来参加了。每次聚餐，儿乎座无虚席。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席位，有时竟超过二百人。是年秋天，解放军捷报频传，聚餐会成为欢呼胜利的祝捷会。因为《华商报》、《经济导报》和经济记者联谊会经常有记者来参加，每次专题讲话和座谈的活跃情况，次日便在香港各报刊出。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国民党的军事溃败、经济洗劫在香港的传播，这个俱乐部的聚餐会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
不久，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军事较量已显出胜负的端倪。待到“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大别山进军，这就使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民主人士和注意政治的工商界感到惊奇。难道天会变么？天确实在变！一年前为了庆祝‘胜利’而大放鞭炮、大开宴会的亲国民党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感到不妙。就在这个时候，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爱国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陈其尤为首的爱国归侨也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这都渗透了潘汉年和董慧以及他们的战友们的心血！
蒋介石为了挽回军事七的失败，遂决定实行高度的集权和独裁。他在大喊大叫“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过后，于1948年4月19口召开国民大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他如愿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总统。
也就是在国民党诸实力派竞选副总统的丑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戳穿蒋家王朝外强中干的统治本质，遂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这一划时代的政治主张，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想见，在短短的几天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很快统一认识，采取联合行动，除去党的政策的感召，国民党统治的气数已尽的大势所趋而外，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这些通电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滞留在香港。为了确保他们能参加这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计划地将他们分批转送到解放区去。一部分散留在内地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先安全地撤到香港，然后再设法将他们转移到解放区去。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香港组织实施这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的主要指挥员是潘汉年。对此，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誉备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郊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
对此，潘汉年的老战友―并参与其事的夏衍同志做了更为详尽、生动的记述：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钓儒、黄炎培、马寅初、部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木北和华北一部分已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木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咦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拦。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实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澎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霉了李济探先生即特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侯，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艳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挂系集团也还在排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珠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盗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势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艘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续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极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彩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宁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到船长房问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迷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蚤可以用时间来折葬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为了佐证潘汉年在执行这一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之难，工作之细，笔者依据史家和当事人所提供的史实，扼要地把李济深出走前后的经过记述如下：
潘汉年已经多次到过李济深家，二人可谓是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李济深十分“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吟诗作对”。这天下午，潘汉年又叩开李家的大门，指着门外，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