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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延安。
延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叫肤施。在其漫长的岁月里沉睡不醒，并不为国人所共知。自然，它和政治无缘，也并不为世界诸国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所瞩目。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将军受命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设行营于西安．由此始，贫疮的西北遂成为国人关注的地方。但依然叫肤施的延安仍旧没有什么名气。
张学良将军所部“剿匪”叠次败在红军的手下，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及其东北军的出路在何方？多灾多难的中国及其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何方？几经磨难和寻觅，遂和周恩来举行了有名的肤施会谈，这才把沉睡多年的肤施占城唤醒。不久，东北军和红军又根据密而不宣的君子协议―一双方没有立字为据，东北军撤出肤施，红军乘虚进驻，并改名叫延安。从此它继瑞金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个红都，这才成为国内外政治家、新闻记者所重视的新崛起的政治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潘汉年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由苏联回国，先到瓦窑堡，后到延安。他就是在这里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负责和国民党的要人陈果夫、陈立夫、张冲等人商谈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他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并接受宋庆龄先生的邀请，移驻南京宋子文公馆，秘密和宋氏兄妹举行会晤，促成了宋子文和宋美龄相继赴西安的决心。而这时的延安，完全成了全世界众目所望的红色政治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希望。它自然也成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尤其是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它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已经和南京、武汉、雾都重庆并驾齐驱了。也就是在这时期，香港大银行家的千金小姐董慧辗转来到了延安，一住就是两年，而且还念了延安两所著名的大学－一抗大和马列学院。实事求是地说，延安在董慧的心目中留下了最为美好的印象！
今天，潘汉年和董慧重新回到延安，真是感到这儿的太阳也特别明亮和温暖；延河中的水也觉得分外香甜。他们在敌占区长期被压抑的心一下解放了，情不由己地和着延安军民的歌声引九．匆歌《延安颂》“啊！延安……”潘汉年因为耿务的关系，被留在杨家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住在一起；董慧依然是二干她的老本行，被分配到枣园的中社部工作。但她经常要回到杨家岭潘汉年的身边。
番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接着，他又忙于拜访分别多时的战友和央负责同志，看望已经在延安留住年余的陈毅军长。繁忙的应酬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时，他才通过正当的组织渠道，把新四军多数千部指控饶漱石整陈毅同志的联名信转致中央。接卜来，他有些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同志召见，当面讲清楚自己被迫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见面时的详细情况。
为什么说潘汉年是在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同志的召见呢？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犹豫等待，欲说还休”的主客观原因。
1945年初春的延安，虽说已经结束了整风运动，许多因被“抢救”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但严重的后遗症还长期地残留在人们的心里。每当提起这段历史，依然是谈“抢救”而色变，真是可谓心有余悸！另外，潘汉年当年在上海的时期，曾在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统治下做过具体工作，他听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少犯有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一再检查，都难以过关；尤其当他听说批判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公然提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他那种“相煎何太急”的思想再次抬头，他真怕自己因报告南京之行而遭审查，所以他来延安时的决心又变得犹豫起来。
总之，潘汉年来到延安听到有关整风的这些情况，对他的精神压力是相当大的！
和潘汉年相比，董慧回到延安后的心情是相当愉快的。她看到当年在抗大和马列学院读书的同学，一个个都变成了党的财富，在不同的岗位上忘我的工作者。他们久别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她希望多了解延安这些年来的发展和变化，留在延安的同学却想知道大上海和香港的情况。她和新旧战友们天天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
潘汉年在敌人面前，有着超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可是在亲密的战友面前，他却极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没过多少日子，他这种犹豫傍徨的心态，终于被董慧觉察出来了。她难以理解地问潘汉年：
“你这是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潘汉年是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依然保留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自负、好面子等弱点。就是对最为知心的董慧，他也不想把内心中的疑虑全部倒出来。再加上多年养成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他也不可能把本不该董慧知道的事情说给董慧听。他听了董慧的问话，勉强地笑了笑，有些感伤地说道：
“听延安的同志说，饶某人真的向中央告了我的状。不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董慧也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可她那单纯而敦厚的性格又使她认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绝对不会相信饶漱石告的状。她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陈毅军长在延安生活得很好。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十分乐观地对潘汉年说道：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饶某人能告你什么状呢？”
潘汉年不可能知道饶漱石向中央告他状的详情，但他凭借政治上的敏感，仍旧会猜到状情的大致内容。他为了不和董慧私下议论这件事情，遂微微地摇了摇头。
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所谓“潘杨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尽管饶漱石先于潘汉年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但他当年告状的内容依然还是潘汉年的罪行。情况大致．如下：
饶漱石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工作，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在淮南根据地工作期间，有所谓“自由主义”、“小一播”的错误。饶漱石所指控的“违犯纪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潘在上海和袁殊的关系密切，和李士群多次打交道的事情。尤其是和李士群的交往，敌占区还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其中有的是谣言。饶漱石便根据这些传说，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认为潘汉年在敌占区可能有问题，至少值得怀疑。”
对此，潘汉年的心里是清楚的，假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相信饶漱石的告状信，他潘汉年就是十恶不救的历史罪人，所谓七大代表的资格也可以取消；相反，他潘汉年就是情报战线上的功臣，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由于潘汉年受着他的性格弱点的驱使，对自己缺乏应有的自信，而是把立足点放在了前者―因他认为只有如此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向党中央、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所谓的“南京之行”，会不会越发地加重对自己的怀疑呢？他那本来就很沉重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了！
“毛泽东同志了解你吗？”董慧问道。
潘汉年深沉地点了点头。
“这就好。时下这件事，我以为关键的关键，是毛泽东同志对你的了解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