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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自以为促成潘汉年和汪精卫相见是得意之作。但是，他为厂消除日本人对他的猜忌，并重新获取日本的宠信，又精心安排了潘汉年和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的相见。这次相见对李士群而言可谓一石三鸟：一是他刚刚把潘汉年介绍给汪精卫，从所谓礼仪上讲，对日本主子也应该打个招呼；二是都甲大佐是日本的军方人物，对潘汉年而言，通过这次相见可以获取一些军事情报；三是他由此在日本和中共两方面都提高了自己的身价。所以，相见寒暄过后，他就针对潘汉年此行的任务有意地说：
“这位都甲大佐是专管津浦、沪宁一线‘清乡’工作的，可以和他谈一谈。”
潘汉年完全清楚李士群的用意。他作为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自然知道从事情报工作的双方―那怕是表面上的单向关系，也很难不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更何况像李士群这样地位―并有着情报关系的人呢！所以，潘汉年遵照情报工作的惯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遂决定将计就计会见这位都甲大佐。希望通过这位都甲大佐之口，获取有关日伪敌军“清乡”和“扫**”的情报。关于这次会见的情景和内容，史家做了如下扼要地记述：
会见都甲大佐，是在北四川路的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还是胡均鹤陪同。都甲对潘汉年先讲了一通“清乡”的目的，说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埔路南段的交通，日本方面希望和新四军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他还说了几句新四军的纪律很好之类的话。潘汉年对都甲说：新四军发展快，人很多。日本方面要让新四军能够生存。否则，游击队是随时可以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的。
都甲和潘汉年的这番谈话，反映了当时杭日战争实际形势的一个侧面：日本人虽然仍叫唯什么“清乡”、“扫**”，但实际上已经兵员枯揭、力不从心。他们只能依靠伪军壮壮声势，实际土目的已不在于消灭新四军多少力量，而只在于求得能够保证其铁路交通，线的杨通和安全罢了；新四军方面当时正在稳步地巩固和发展大片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交通线和其他重要据点。他们的谈话，似乎是在传递某种信．色。
至此，潘汉年约见李士群、胡均鹤的主要使命完成了。接着，他又专门和负责上海情报工作的张唯一和刘人寿见了面，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自然也交待了下一阶段的情报任务。这时―也只有到这时，他才赶到日夜思念的董慧处告别。
董慧同志是一位纪律性、责任心很强的女同志，她一直格守情报工作的规定，从不主动询问潘汉年做的事情。自从他们之间发生爱慕之情以后，每次分手，她都为潘汉年的安全提心吊胆。自然，每次重逢，她都会增加对潘汉年的钦敬之意。她这次与潘汉年久别重逢是那样的仓促，甚至连一句思念的话语都没来得及说。潘汉年去了，她依然为自己敬仰的人的安全担心，企盼着潘汉年像往日那样快些回到自己的身边，相互倾述着离别之苦J潘汉年果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顺利地走进了她的卧室。但是，她却明显地感到潘汉年的情绪十分的低落，而且也没有昔日久别重逢的那种热情，更听不到潘汉年那山南海北、天上地下的神侃。起初，她认为潘汉年的工作过份紧张，是过度的疲劳所致。所以她总是以女性那特有的抚爱，使潘汉年那高度紧张的精神松弛下来，为’下一步更加紧张地战斗积蓄力量。然而她的所有努力都没达到应有的效果，潘汉年依然没有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她知道这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缘由，但她也只有不安地问道：
“是身体不好吗？那就在上海多住几天吧。”
对此，潘汉年能说些什么呢？他没有找到一句令董慧满意的话语。他望着董慧急切等待回答的表情，最后只有微微地摇了摇头。
“是你不满意我的工作吗？那就当着我的面多批评儿句吧。”
潘汉年听了董慧这番话，就像是吃了一把五味子，各种滋味一齐泛卜了心头，令他自己难以品出究竟是什么味道。他近似本能地抓住董慧的双手，原本想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多给董慧一些安慰。可他张了几张嘴，却操着批评的口吻说道：
“不要胡思乱想，你的工作很出色，我……还有党组织，只有感谢你。”
“那你……”
“和你没有关系，”潘汉年脱口而出，但当他想说出其中的原因，又理智地收住了话语。他沉吟片时，又痛苦地说道，“是我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
“难道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播汉年沉重地摇了摇头。
对于潘汉年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董慧是十分敬佩的。同时，她又清楚地知道，潘汉年勇于自责的失误，无疑是有关情报工作的。当她再联系到潘汉年的南京之行，问题自应是严重的。她作为潘汉年最可信赖的战友，真想为敬重的人儿排解忧愁，而这就需要把南京之行的失误弄个明白。也就是在这同时，情报工作的严格纪律又像是警钟似地敲响－―不允许过间其他同志经手的情报工作！她由于潘汉年的失误，从而陷入了比潘汉年更加痛苦的情绪之中！
潘汉年理解董慧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他为了不给董慧留下思念中的痛苦―或许也是为了和董慧相商如何处理和汪精卫相见这件事，几经斗争，他还是把这次南京之行的经过，全都告诉了董慧。接着，他又心情沉重地征求董慧的意见：
“会见汪精卫这件事，是超越了我的权限，一旦被重庆方面侦知这次相见，对我们党的形象，对新四军的影响，都是很不利的。你说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董慧生性敦厚、单纯，自幼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她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到处洋溢着同志的爱。就说这几年吧，她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得到的依然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诚的同志间的爱，她把革命队伍看成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洁玉。因此，她听了潘汉年的讲述之后，很自然地说道：
“你回到淮南根据地后，立即把南京之行向华中局、向党中央报告，我相信党组织是会理解你的。至于南京之行可能引发出的不利后果，党中央也会采取补救的办法的。”
潘汉年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算是赞同董慧的意见。
但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使得潘汉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向党中央报告南京之行的机会，加之其他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最终铸成了建国以后最大的历史悲剧，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之后，饶漱石秘密整陈毅同志的阴风又向他袭来，他的性格弱点再次突现而出，他担心饶漱石借机整他，只向饶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成果―日伪军的“扫**”计划暂时不会有大的动作；至于南京之行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他就有总地隐去了。从此，潘汉年也就给自己留下了一块难以根除的心病。
然而历史对潘汉年而言实在是无情！就在潘汉年准备．单独把南京之行电告党中央的时候，重庆的戴笠通过南京周佛海的秘密关系，获知了汪精卫会见中共要人的消息。戴笠为了反击中共和山城进步的舆论界揭露宁渝合流、蒋汪合作的内幕，遂借此大造舆论攻击中共，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投降丑闻。结果，搞得潘汉年举措失当，坐卧不宁。恰在这时，又传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的消息，潘汉年那不安的心又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但是，当他再一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的谣，却恰恰是自己亲历的南京之行，他顿时又感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因此，他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心情，就像是灌铸了铅水越发地沉重了！
潘汉年处于这种矛盾中生活，自然精神是苦不堪言的！因为他不能向组织、向战友述说精神之苦，也就无人帮他分担或排解这难以启齿的苦闷。也就是在这时，他更加思念留在上海坚持战斗的董慧。似乎唯有利用这种对所爱之人的怀念，才能冲淡或减轻他那沉重的心情。就在他回到淮南根据地不久，写了如下这首《五月寄慧》的七言绝句：
处处烽烟离恨天，
孤灯独坐觉春寒。
山光馆内当年梦，
何日重逢续旧缘。
时光的流逝，是化解一切矛盾最好的手段。很快，潘汉年因南京之行引起的政治风波渐渐地平息了。另外，淮南根据地军民的主要矛盾，是应付日伪的“清乡”和扫**，一般干部听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和汪精卫会见这件事也就无人追究了。而潘汉年那忐忑不安的心、绪也随之平静下来。
1943年的淮南根据地是比较安稳的。日本人为应付越来越被动的太平洋战争，把主要的兵力用于保证平汉和粤汉这两条军火补给线上，再也难以分兵实现所谓“**平”新四军的梦想。南京的汪伪政权每况愈下，人心涣散。尤其当听说日本人妄图实现以蒋代汪的所谓“和平”计划之后，这些曾经沐猴而冠，不可一世的民族败类又纷纷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不仅为淮南根据地的军民，赢得了相对的休养生息的时日，而且也为潘汉年提供了一个诗兴复延的安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