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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均鹤，原名登云，苏州人。他早年投机革命，曾任过C·Y中央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1934年调任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旋又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他和李士群一样唯我是图，唯利而变，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之后，未经受皮肉之苦，就投向李士群的“魔窟七十六号”。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李士群原本就认识胡均鹤，二人又有着相同的政治经历，堪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1940年，胡均鹤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同年4月，兼任汪伪警政部视察；10月又调任上海“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七十六号”外围组织“上海社”的书记长、特工总部实验区区长；1941年11月，调任汪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第二厅厅长等重要职务。胡均鹤如此快的升迁，可以猜知李士群是相当信任他的。
胡均鹤当然知道潘汉年，也了解潘在“左联”和特科时代的历史，自然也清楚李士群秘密会见潘汉年的政治目的。而今，他出于和李士群相同的政治目的―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是非常愿意充任李士群和潘汉年之间的秘密联络员的。一向善变、投机的胡均鹤，十分懂得从事政治投机是要下本钱的道理，同时也很会察看政治风云的变幻，借以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随着日美双方为争夺太平洋的利益而开的二战亚洲战场的角逐，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为此，胡均鹤又主动撮合，促使李士群主动约见潘汉年，践行给中共以“帮助”的诺言。
这次会见依然是在上海李士群的家里，距离第一次相见约两个月之后。“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播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所谓‘扫**’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谢意。在会见结束之前，李士群又拿出一木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交给潘汉年，说潘可以随时取用，以表示在经济上对潘在上海的工作给予支持。潘汉年当即婉言谢绝。李士群一再坚持请潘收下。潘汉年为了不给对方造成难堪的‘拒人千里之外夕的印象，也就暂时收下了。但后来一百没有动用。”
虽说潘汉年和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为我党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双方．上层的这种接触是极其秘密的，根本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情报人员一一尤其是和情报工作无直接关联的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事实上日本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以及李士群领导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情报系统的破坏。诚如刘人寿同志记述的那样：“1942年秋，我们的张志申电台被敌人搜查，仅因收藏得好，未被查出；但也不能不停．止工作。不久，属江苏省委领导、由龚钦冰同志管理的李白电台被敌人电侦破坏。敌区形势起了变化。中央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撤到根据地。”
安全撤退江苏省委机关和领导干部去淮南根据地，沿途需动用汽车、火车和船只，仅从镇江过长江一关，想骗过日军、伪军的道道哨卡，就是一件很难的一工作，更不用说通过日伪军和根据地接壤的地带了。所以，这次撤退做到万无一失是异常不容易的。这项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潘汉年和他在情报战线上的战友们的肩‘t二了。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利用地下交通线，精心实施了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一批又一批战斗在上海地下的领导同志，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上海撤退干部集中地淮南根据地顾家好子，然后根据革命的需要，分配到新四军所属的根据地各部门，从事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但是，就在省委负责人刘长胜撤退的路上却发生了意外：“省委负责人刘长胜同志偕顾以佩姐妹同行，途径瓜州时，被伪军盘查扣押了几小时，这和带路的青年交通员不善于应付有关。”
这一意外情况非同寻常，给潘汉年敲响了警钟，待命后撤的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重新组建更为安全的秘密交通线。
正当潘汉年着手筹建新的秘密交通线的时候，中央电示仍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同志，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刘晓和潘汉年、王尧山等同志慎重地分析了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的形势，以及他们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利弊，一致认为暂时撤离上海为好。遂联名给中央复电，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这就又涉及到必须有一条安全的交通线。然而在日伪统治的地区―并在近期内重建一条全新的安全交通线谈何容易！的确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以交卷的难题。
刘晓同志曾经批准潘汉年和李士群相见，他自然知道潘、李之间由此建立的秘密联络关系，且又收到了李士群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如果利用这位时任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帮忙，撤退中的安全间题岂不就有了保障？因此，刘晓同志建议：潘汉年利用和李士群的关系，建一条新的情报系统的交通线。
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潘汉年出于对未来工作的考虑，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中央明确电示：潘汉年同志撤退到根据地，仍负责指导潜伏在上海的同志的情报工作。为了完成中央这一重要的付托，首要的是要有一条情报系统的交通线。而要组建这样的一条交通线，没有李士群的帮忙是困难的。所以，当刘晓同志提出这一建议时，他同答说：
“我去和李士群交涉，试试看。”
这次会见，自然是应潘汉年的要求，地点依然是在上海李士群的家里。二人寒暄过后，谈话就进入了正题。潘汉年说道：
“我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同时还带有几名助手。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为我们在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
李士群很痛快地回答道：
“这不成问题。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和我多交换一些情报。我们有什么消息，将由胡均鹤先生通知你们。”
“根据李士群的建议，双方约定，在潘汉年到根据地去之后，互相继续用电台保持联系。事后，并由胡均鹤编了一本密码送交给潘汉年带回根据地去。
李士群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具体布置。帮助潘汉年等一行，经由镇江渡江北上，并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负责护送。
“和李士群交涉后，潘汉年将情况和结果通知了刘晓。他们又一起商量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步骤。”
潘汉年就要告别，他亲自建立的情报战场基地上海了，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他不仅需要对继续留在上海一一尤其是那些经他亲自选派打入日伪营垒中的同志，做出新的安排，而且，他还必须改变自己直接领导为间接领导―通过政治交通员继续领导情报斗争的形式。这无疑是对他这位撤到根据地的领导者，以及继续留在上海的被领导者，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行前，他如何处理好和董慧和许玉文这两位女性的关系。
董慧的工作虽然具有很高的机密性，但她因负责特殊的交通工作，依然要接触许多来往于香港和上海之间的上层朋友。诚如她和潘汉年共同的好友唐谕所说的那样：“对他（潘汉年）的武侠式的传说，什么坐着高级轿车**敌方某要人公馆啦，什么敌方一个官员在大会上训话时，举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来潘是为了一批军火的转运，只得冒然来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就说董慧自己吧，也会在二匕海街头遇到楼适宜所讲述的事情：“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抑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一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简而言之，每当她听到朋友们谈起播汉年那传奇式的武侠故事，或者是她邂逅亲眼看见变换装束的潘汉年，内心中就会生出一种异样的感情。作为一个年轻的―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女性，能得到像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的爱，无疑是幸运的，自然也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她在和潘汉年最初一段的“婚外恋”生活中，完全是沉浸在她所梦寐追求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满足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董慧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她作为一位名门闺秀，无论是受到家风遗教，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所界定的范畴的薰陶和约束，还是作为女性的追求和需要，她都会从这种“婚外恋”的满足中渐渐地醒悟，又很快变为一种不满足。再者，异性之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每当她想到许玉文的存在，她就会由情感所追求的不满足，向着必须由她一人占有潘汉年的爱的方向转化。然而董慧又是一位理智型的女性，她又清醒地知道，潘汉年的工作性质和自身的性格弱点，决定了他不能和许玉文一刀两断，遂成为她一人所拥有的合法丈夫；同时，她也因为爱得太深，不能自我，更不能因此舍潘而去。结果，她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极大的痛苦中！
对此，潘汉年是完全知情的。他也正因为完全知情，才深感自己对不起董慧，并由此而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中。他由香港返回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完成了打入“岩井机关”、和汪伪特工总部的杀人魔王一一李士群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等情报任务，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胜利者；另一方面，他陷入了深深爱着董慧，却又不能自由的结合，与许玉文的情感早已降到了“冰点”，却又无力作主分手，简之，他在情感方面又是一位罕见的失败者！但是，他作为一位血气方刚的浪漫性的才子，每每得到董慧带给他的女性的爱抚，他那泛起幸福的心湖中就像是投下了黄连，真是福中有苦，最后又变得苦不堪言！
总之潘汉年和董慧于极其尴尬的相处中，都受着情感之苦的煎熬。
时下，潘汉年就要离开上海了，而且他何时才能再返回上海，这是谁也难以预料的。另外，他作为这次撤退的负责人，知道刘晓同志偕妻子张本、王尧山同志偕妻子赵先双双同行。他应该带谁同行呢？带许玉文吗？结论是肯定的：不带；带董慧吗？名不正，言不顺。不用说他无法向知根知底的战友交待，就是董慧同志自己也不会和他同行的―尽管她打心里愿意和潘汉年比翼齐飞到解放区去。这就意味着他和心爱的董慧分别。这种由他自己造成的分别之苦，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但是，这种人为的分别，给董慧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更大的，因为董慧是一位纯真的女性，是一位一天天大起来的有教养、又有革命理想追求的女性。另外，董慧的工作性质极为特殊，她不能和自己的同志随意见面，互诉衷肠。在潘汉年撤离上海以后，那种得不到志关怀的孤独感所造成的精神失落，这对她在情感上所给以的打击，也是为一般的女性所难以承受得了的。
这也正是潘汉年迟迟未敢向董慧通报撤退上海的原因所在。他犹豫再三，未敢启齿。直到动身前的一天夜里，他才心烦意乱地赶到董慧的住处，和盘托出撤往淮南根据地的内情。
对此，董慧虽然觉得有些突然，但并不感到震惊，因为她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分分合合的日子。她镇定了一下情绪，淡淡地问道：
“你走后，我怎么办呢？”
“利用你的特殊身份，继续做好组织上交给你的一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