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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出生在香港著名的实业家的家中，父亲主持财政，是绝对的一家之主。而母亲则是一位贤娴的内当家，负责料理家务和教育子女。所以，她从幼年起就习惯于父唱母随的安逸的家庭生活。另外，她的家庭充溢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几千年形成的三从四德－―乃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陋习，也必然对她的成长产生影响。因而当她看见许玉文如此蛮横不讲理的大吵大闹，而潘汉年却听之任之，独自坐在一边生闷气，这实在令她惊诧不已！
董慧生长在殖民地色彩极浓的香港，很自然地会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后来，她投身革命，并在延安学习和生活了两年，那种同甘共苦、真诚相待的同志关系使她留恋；再者，潘汉年是她景仰的革命家和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文化素养很差的妻子呢？他能驾驭情报战线上的各种类型的战斗员，斗垮狡猾的对手，可为什么却对这样一位妻子束手无策呢？她难以理解！
潘汉年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职业革命家，他不愿意让部属知道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更不希望妻子和自己大吵大闹的家丑外扬。今天这场为离婚碎然爆发的夫妻之战，他原本希望像以往的吵架那样悄然了结，可万万不曾想到被董慧碰上了，他当时的尴尬情境真是可想而知了！
潘汉年是一位善于应变的领导者，可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从这种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他整眉沉吟片时，只好不理睬大吵大闹的许玉文，故作镇定地向董慧问道：
“有什么情况吗？”
“香港转来一份交由你亲启的信件。”董慧原本就是局外人，她一听潘汉年的问话，遂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封信件，双手交给潘汉年。
许玉文出于得不到丈夫抚爱的妒嫉心理，一见董慧那雍容大度的仪态，心里就像是砸了醋坛子似的难受；当她再一看潘汉年对董慧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就又指桑骂槐地说：
“从今天起，你别想再扔下我自己走，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离开你！”
潘汉年很快看完了这份寄自香港的密件，他真怕许玉文说出越轨的秽语，从而伤及无关的董慧的自尊心，他急忙接过许玉文的话茬，低沉地说道：
“好吧！那你就收拾一下，准备跟着我去香港。”
潘汉年就要南去香港了。行前，他必须对战斗在敌人堡垒中的部属做些工作交待，对孤身一人从事交通工作的董慧也应叮嘱几句，可他几次想找董慧都未能如愿。直到他就要动身南下的前夜，才挤出时间把董慧约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见面。他交待完有关的工作安排以后，情绪有些低沉地说：
“那天的事真难为情，让你碰土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这件事……”
“用不着，完全用不着。”董慧丰L貌地说道。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造就天才的摇篮。”潘汉年说罢呷了一小口咖啡，似在品尝是苦还是甜。接着，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可我这位凡夫俗子却省悟出这样一句话：痛苦的家庭，是埋葬天才的坟墓！”
“幸福的家庭，是造就天才的摇篮”；“痛苦的家庭，是埋葬天才的坟墓”。这是何等精辟的至理名言啊！深受感动的董慧真想发问一句：“你这位天才，为什么不把坟墓变成摇篮呢？”可她出于做人的教养和尊严，什么也没说。
“还是那句老话：一家有一个天爷爷，一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人嘛，都有两面。就说我的妻子，她也很不容易……”接着，潘汉年竟然讲起了许玉文如何孝顺他的父亲；明知自己干的是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可她从不怕风险，也没想到离开自己；她更没有因为获得不了丈夫的爱抚去告发。尤其潘汉年讲到当年自上海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往事，更是感慨万分地说：
“在当时一般百姓的眼里，我等于去当匪，可她不但不怕，而且还自愿跟着我去中央苏区，过那种出生入死的艰苦生活。后来，我随长征部队西去了，她留了下来，不幸被国民党抓去，为我受了不少的苦……”
董慧不知道潘汉年为什么要给自己讲这些事，她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也愿意听这些事。不时，讲的和听的几乎都发现应该结束这种谈话了，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打破这迅然出现的冷场局面。潘汉年的情绪越发的低沉了，董慧心里＿感到有点慌，像是听了什么她不该听的事一样。最后，还是潘汉年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说道：
“安心几作，要忍受住寂寞，我会给你写信的，也会来上海看你和1司志们的。”
这对董慧而一言，她因潘汉年碎然离去而生出的失落感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她所仰慕的领导不但会写信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还会北来上海检查自己的工作，这对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新兵而言，无疑是一种有形的支持；对她那尚处于冥冥中的情感需求而言，也远远地超过了她的希冀。她沉吟片时，充满着深情地小声说道：
“你带着夫人去香港，开销是会很大的。我已经给父亲写了信，他会帮助你们夫妇的。”
“谢谢！谢谢…”
潘汉年激动不已，他再次紧紧地握住了董慧的手。
潘汉年此次南下香港‘是为了会见一位老情报关系－一胡鄂公。
胡鄂公，字新二，号南湖。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出任湖北军政府高等侦探科科长和鄂军水陆总指挥。后来，又当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以及教育次长之职。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胡鄂公遂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业已自新悔过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结为好友。诚如前文所述：杨度是一位言而有信、信而笃行的君子，袁世凯呜呼哀哉以后，他践行当年“愿从公奔走”的诺言，播然图新，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同时，他在津门蛰居期间，研究了各种救国的学说，而毅然决定改信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章一士钊等人的介绍，结识了年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师李大钊。由此，胡鄂公也逐渐地和李大钊过从甚密，并在李的影响下坚决反对曹银贿选。他较早获知张作霖搜捕李大钊的消息，并通过好友杨度、章士钊等转告李大钊，希冀从苏联大使馆中撤走。李大钊被捕之后，胡鄂公和杨度、章士钊等社会贤达一起积极奔走营救。李大钊等革命烈士惨遭张作霖杀害之后，胡鄂公又和杨度、章士钊愤而离京，相继南来上海。杨度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打入杜月笙公馆的内线情报员；章士钊在沪开设律师所，为营救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舌辩“公堂”，其中尤以为陈独秀出庭辩护，曾轰动中外；至于胡鄂公成为我党情报人员的情形大致如下：
胡鄂公南来上海以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在筹组“左联”、“社联”等革命的群众团体，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国民党在文化领域中的“围剿”。胡鄂公追随杨度之后，先后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革命团体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期间，潘汉年结识了胡鄂公。不久，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同志出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认为胡鄂公社会关系复杂，“对新老官僚政客均有所接触了解，便决定征调他为志愿情报人员。”所谓志愿情报人员，我们“不向他布置特定的专门任务，只要求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搜集一般性的政治情报。”实事求是地说，他给情报系统提供的材料，有不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内幕新闻消息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冲突，还反映了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些新动向，对党的整个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以及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大破坏，胡鄂公这位志愿情报人员遂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鄂公自上海撤退到香港，政治上倒向了孔祥熙．在留住香港的孔公馆的主人宋霭龄的支持下，胡鄂公在香港建立起办事机构，为孔公馆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胡鄂公作为孔祥熙的一个慕僚人物，他对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同时，他也希望恢复和潘汉年的关系从潘的口中打听到中共方面的动向。这就决定了情报来源的互换性质。潘汉年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上级同意，遂恢复了与胡鄂公的联系和合作。大前提是：“这种联系与合作是在充分掌握了胡鄂公的底细与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潘汉年收到香港方面转来的密件：胡鄂公有要事约见。之后，立即南返香港，很快和这位具有“两面人”性质的胡鄂公接上了关系。
这次相见，胡鄂公表现得非常热情，主动地向潘汉年提供了他所搜集到的或是直接掌握的情报。旋即，把话锋一转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