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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中秋，但南国的香港依然是酷暑不退。加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香港人站在大喊大叫的商店门前争相购买月饼、水果，乞求在这战乱南移的1939年能合家团圆，因而又越发地增添了几分热气！
夜幕渐渐降临大地，尚未圆满的皓月刚刚爬上东山，各种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忽明忽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习惯于夜生活的香港人相继走出家门，快步走在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啊！这就是被大英帝国侵占了近一个世纪的香港。
在香港一条车流如水、人声鼎沸的窄窄的街道上，迎面驶来一辆银灰色的“雪铁龙”轿车，戛然停在了“道亨银行”的大门前。司机麻利地打开前车门步出轿车，又转身拉开后车门躬身车旁，谦恭地说道：
“胡先生，道亨银行到了，请下车。”
坐在后排车座上的胡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右手拿起入时的红木手杖，左手拎起一盒特制的蛋黄月饼，不慌不忙地走出轿车。接着，他把右手的红木手杖往左腕上一挂，取出一张面额十元的港币，颇具身份地说道：
“拿去吃宵夜吧！”
司机双手接过十元港币，千恩万谢后钻进轿车，驾着“雪铁龙”轿车飞也似地驶去了。
这位胡先生中等偏高些的身材，穿着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系着一条并不跳色的高级领带，显得十分得体。如果在用心端详这位胡先生的面庞，准会禁不住地说道：“好饱满的天庭，好大的一张吃四方的嘴巴”再配上那副金丝框眼镜后面炯炯有神―且又相距较远的眼睛，又会自然地想到“福人自有天相”这句卜语。他就是威镇上海滩，令中统、军统两系特务闻风丧胆的潘汉年。时下他化名胡越明，人称胡先生。
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安全撤退了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爱国名人之后，遂与夏衍等同志撤离上海，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之中，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轮驶向公海，历经极其艰难的航行，于1938年2月到达香港．
这时的香港，依然沉浸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的西方生活中，丝毫见不到亡国亡家的景象，这对初到香港的潘汉年而言，就像是一把裹着蜜糖的毒剑，刺在了他那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一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沦陷中的上海的战友，他更为思念留居故乡―有教授摇篮美誉的江南宜兴―的母亲！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的母亲为父亲的小妾。因而母亲“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影响着他的成长。同时，为妾的母亲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也在潘汉年幼小的心灵中扎了根，发了芽。换句话说：也在潘汉年的性格悲剧中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然而在亡国亡种的大局面前，母亲的忍辱负重和父亲重视名节的操守，又化做了尽忠报国的民族气节，为救亡抗日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潘汉年在香港稍事停留，即经广州北去武汉，向不久以前成立的中共长江局的领导汇报在上海期间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赞赏。这时，周恩来同志业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之职，意调潘汉年去第三厅协助郭沫若工作。但张厉生等人借口潘汉年“色彩太红”，未能如愿。旋即又受命返回香港，和廖承志等一道从事统战工作。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并和廖承志一道向海外华侨为八路－军募捐寒衣和医药。他们二人联手合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除去公开的统战工作以外，还继续领导部分秘密工作，搜集各方面―尤其是日本侵华的战略情报。
1938年8月，潘汉年奉命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不久，他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在这次党的会议上，由王稼祥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从而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会后，潘汉年调任中社部工作。他在康生的领导下分管情报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鉴定和派遭情报干部方面的工作。越年4月，他不幸患眼疾，急需动手术，经组织决定，绕道重庆到香港治疗，并协助廖承志工作。同时还要顺便了解和兼顾香港的情报工作。在港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潘汉年的眼疾基本上恢复正常。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康生发来的密电，要他留在香港，专门搜集敌伪情报以及美、英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资料。由此潘汉年正式接手香港的情报工作。
正当潘汉年着手整顿、发展香港情报网系，并深感人手不足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密电通知：延安为他派来了一位名叫董慧的女助手。他遵照预先约好的时间，于当晚准时来到了道亨银行的门前。他步出轿车，习惯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环境，遂向一位年长的守门人递上一张名片。这位年长的门房一看胡越明三个字，毫无表情的脸上碎然绽开出笑颜，他急忙打开铁门，向半边一闪，半躬着上身，非常客气地说：
“我家小姐盼咐过了，胡先生，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藉广东，于1918年出生在香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中。其父董仲维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其资本虽然并不雄厚，但他以耿直的为人，遵纪守法的经商，赢得了香港同仁的拥戴，一度被推为香港商会的会长。因此，董慧自幼年始，就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被送回广州培道中学读书，并于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她为了深造，只身赴北平报考大学，尚未进入考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她基于民族的义愤，和一些不相一识的各界人士走上北平的街头，声援坚守北平的中国军队。令她失望的是，北平终于沦陷日寇之手。不久，她随平津的流亡学生一起逃亡到了西安，并考取了西北联合大学。但是，年仅九岁的董慧再也不能安于读书了！她为了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主动地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经过严格考试，被延安的抗日大学正式录取。从此，她开始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董慧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并于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曾和江青同学，并同住一孔窑洞。董慧生性单纯、清高，既没有江青的野心，更没有江青的“勇敢”，她更为天真的是，还曾公然反对江青追求毛泽东主席。多年之后，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9年夏天，董慧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读书生活，正当她像其他同学那样准备开赴抗日疆场，借以报效危亡中的祖国的时候，组织上却根据她在香港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决定派她回香港协助潘汉年搞情报工作。她怀着依依之情，告别了她学习、战斗近两年的延安，经重庆又飞回阔别多时的香港。
在延安近两年的学习生活，完全改变了董慧那大家闺秀的生活习性。当她再次躺在那久违的舒适的沙发**，又条件反射似地想起了延安窑洞中的土炕，她真诚地自我谴责：“过这样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因此，她是真心地想念延安的一切！
董慧投身于革命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着救亡抗日大潮的裹挟，成为一位普通的弄潮儿。所以，她具有热血青年抗日救国的一切时代特征－一一要把自己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时下，党组织突然决定要她回到自己熟悉的香港从事情报工作，这实在是太出她的所料了！另外，说到情报工作，她就很自然地想起读过的侦探小说和反间谍小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惊险情节，．立即在她的脑海屏幕上浮现出来。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油然生出－一“我行吗？”的问号越来越大，令她自己难以解答。但是，她毕竟是有着一年半以上党龄的同志了，对服从组织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她为了能尽快地进入“情况”，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胡先生”的到来！
“胡先生”如约被带到了董家的客厅，令董慧惊诧不已的是，竟然是敬仰的潘汉年老师。就在他们相见的那一瞬间，她想起了自己在马列学院读书的时候，潘汉年应邀前来作报告的情景，以及她在延安曾听过的有关潘汉年在敌后神出鬼没的传说，她那畏俱情报工作的心理迅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幸运的喜悦。她急忙迎上去，说道：
“我以为胡先生是谁呢？原来是当过我们老师的潘先生。”
“你认识我？”潘汉年望着点了点头的董慧，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位学生呢？”
董慧一听，方才那种惊喜之情又迅然降温，处于女性的本能，遂又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追述了潘汉年在马列学院讲课的往事，又坦诚地说道：
“先生是可以不认识学生的，可我这个学生怎么也忘不了您这位先生。我希望从现在起，您这位先生再也不要忘记我这位学生，哪怕将来我这个学生笨得出奇，您这位先生也不要嫌弃我。”
“不会的，不会的……”潘汉年边说边把手中的月饼盒子放在茶几上，旋即又不客气地坐在了沙发上。他抬头一看依然站在原地的董慧，反客为主地打趣道，“我可不是来你家教私塾的，不必得到我的允许后再落座。”
董慧被说得难为情地笑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潘汉年对面的沙发上。但是，当她看见那盒月饼的时候，她又很自然地想到这是旧的中国―尤其是香港人所遵从的请客送礼的陋习，她不高兴地说道：
“潘老师……”
不准叫潘老师，我现在的身份是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