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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宝山县白杨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钳工，后为小工头。此人自幼习武，喜欢耍枪弄棒，后来，还能双手打枪，再加上经常打架斗殴，又变得一手好魔术，遂成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由他在“五少什”运动中表现勇敢，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不久，党组织派他和陈赓同志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以后，恰好赶上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遂出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四·-气”反革命政变之后，顾调任武汉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之职，负责镇压叛徒内奸。待到周恩来同志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又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并主持行动科。在党的六屈四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为加强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派遣沈泽民同志和张国烹前往工作，由顾顺章负责护送。顾完成任务之后，擅自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大登广告，并在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现魔术。其间被叛徒王竹樵认出，遂在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下榻处被捕，并于当天叛变。

顾顺章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不仅知道党的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道中央机关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知道我党打入南京当局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顺章的叛变，等于给了蒋介石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极好机会。

事有凑巧，就在顾顺章由武汉解往南京的途中，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同志破译了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码，及时地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时处千钧一发，周恩来同志镇定自若，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之下，当机立断，马上召集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开会，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敌人的行动之前，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大转移，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

但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曾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一一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必须立即撤离上海，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根据地去。为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调整了负责领导党的保卫工作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重组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并由康生从旁辅佑。不仅很快地重建了一支党的保卫队伍，而且也能应付因顾顺章叛变所引起的一切不测事件。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同志的职务呢？周恩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潘汉年自十八岁涉足文坛，到出任“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八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的。可以这样说。他做梦都不曾梦见有朝一日自己会出任党的特工负责人。这些年来，他读过不少侦探小说，也曾耳闻过国共两党在情报战线上的斗争，都无不蒙＿L一层神秘的色彩。昔日，对于那些胡编乱造的侦探小说中的荒诞情节，他一笑了之；对干上海里弄中流传的国共两党情报大战的马路新闻．，乃至于耸人听闻的黄色消息，他不屑一顾。然而真的情报战线上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或者说有的只是一份好奇心。当他听完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他的任命之后，他那颗一向十分自信的心突然加快了跳动，他那挥洒自如的学者风度也瞬间消逝了，他平常生活中那种谈笑风生的表情，也碎然变得分外紧张起来……他虽说是文坛上的一员挠将，可他搜索枯肠，也没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周恩来同志向来是善解人意的，他完全猜透了潘汉年的心事。他严肃地指出：党的保卫工作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组织纪律性极其严格的特殊工作，它容不得半点私人情感和漫无边际的幻想，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中一些既聪明，又凶狠的刽子手。我们必须战胜他们，而且也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因为除去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以外，我们都有一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会有战胜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且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同情我们的各界群众。最后，他以关切的口吻对潘汉年说道：

“党信任你的忠诚和才干，你也要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力，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你一定会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二的一名优秀的战士。”

潘汉年同志听了周恩来这番讲话，虽说茫然的心中依然没有什么底数，但他却暗自下定了决心：绝不辜负党的付托，一定要当好党的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他望着周恩来同志那熠熠闪光，并充满着人生钾慧的双眼，他没有做表态式的发言，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同志那严峻的面部表情，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点了点头又道：

“汉年同志，你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赓同志手中的工作，尤其是他建立的所有的情报关系全都接过来。然后再和陈云同志一道研究、部署和开展新的情报工作。”

陈赓同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并有着许多传奇的故事。但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却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远在中央特科创建的初期，他就被周恩来同志选为新的情报科的科长，并给主持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当副手。近三年以来，他不仅为党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系，而且也成功地处决了一些叛徒和内奸，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就是在这次粉碎叛徒顾顺章的阴谋中，他也协助周恩来、陈云等同志作了许多具体而又有效的工作。时下，他就要离开亲手创建的情报阵地，并和那些曾协助他工作的情报网系中的各界人士告别，心中难免会生出一种依依之情……

这些年来，陈赓和潘汉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我党优秀的人才，因此应该说神交已久，都知道对方一些情况。加之，陈赓同志喜爱读文艺作品，对潘汉年的道德文章和工作能力了解得更多一些。因此，当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由潘汉年接任他的下作，他还是感到放心和高兴的。

陈赓同志和潘汉年是在什么地方接交工作的呢？据史料记载，是在刘鼎同志的家里。由于刘鼎同志系我党早期情报战线上杰出的哨兵，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一尤其是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和潘汉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向读者作一简介：

刘鼎，原名胭尊民，于1903年生于四川南溪。早年受“五四”风潮的影响，在中学读书时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追求革命，并拜同乡大革命家孙炳文为师，学习革命道理。后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若读三载，学业精良。再后转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社公主义青年团。正当他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恰逢时在德国和朱德同志一道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遂于1924年随孙赴德留学，并由孙炳文介绍结识朱德同志。不久，山孙炳文和朱德二同志介绍由团员转为巾共党员。刘鼎结束留德学业之后，又转入苏联东方大学、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和工作。1929年底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同志报到，当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他作为陈赓同志的助手，遂开始了在隐蔽战线二的特殊战斗。两年多以来，他协助陈赓同志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自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而他负责具体联络的是和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流先生。他为保卫党中央的的安全、曾为救周恩来同志脱险立下了功勋。

刘鼎住在法租界临郊区的一所单幢房子里。这里是党的一处秘密机关，由他的夫人吴先清主持，不为顾顺章所知。按照约定的时间，经过化装的陈赓和潘汉年准时到达。刘鼎的夫人吴先清奉命在户外镣哨，陈赓、潘汉年、刘鼎三人在室内办理接交事宜。‘首光，陈赓同志把二科系统保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所属的情报网系全部移交给潘汉年，好在这些关系刘鼎部分熟悉，无需陈赓同志再通过关系向潘汉年一一介绍。接着又研究决定：除少数以L海为活动中心的重要人物，划归潘汉年亲自领导，其他仍由刘鼎联系，对潘汉年负责。

陈赓同志移交的少数重要人物，并划归潘汉年直接领导的多为社会贤达，和原北洋政府的阁僚一一现移住上海做寓公的达官要人，他们利用和南京国民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为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这些隶属特科情报网系的重要人物，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分别介绍。现在只集中谈一个有争议的、而至今仍难统一的历史人物一杨度。

杨度，原名承攒，字哲子，湖南湘潭人，为近代著名学者王阎运的高足。他曾先后两度游学日本，并当选为留日学生会副会长。在这期间，曾结识孙中山先生，二人相谈志非道异，孙中山先生为他的纵横才气所惋惜，他却狂妄地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事……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清廷逊位，杨度出任袁世凯总统府政事堂参政，竭力鼓吹君主立宪，实行帝制，深得袁世凯的宠信，并亲书“旷世逸才”赐赠杨度。1915年8月5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金国，发起“筹安会”，时人称之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做完八十三天．皇帝梦，遂在一片讨袁声中魂归地府。他在弥留期间，抱恨惊呼“杨度误我！”民国再兴，杨度在海捕通缉声中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下大赦令，杨度再次出山。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期间，杨度南下谢罪，表示愿意“从公奔走”。孙中山先生见杨度不食言，践旧约，遂通电海内外，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杨度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之后，又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文章中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并想会见不曾相识的李大钊，研究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救国的大事。遂请同乡老友―并和李大钊有着很深的私谊的章士钊代为引荐。二人相见恨晚，遂结成忘年之交。

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请杨度出山入阁。待他得到李大YIJ“入阁与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历史功过的标准”的回复以后，应约入阁。当他获悉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以后，巧妙地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积极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向张大帅提出：“移交法庭办理”，以图营救。李大钊等同志殉难之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屋，冒着生命的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所蓄为之一空。1929年，他移居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季，由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杨度结识李大钊的时间和地点，一说是在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后避居上海期间，李大钊应邀南下在孙中山的故居商谈国共合作时相识的；一说是由杨度的同乡好友一一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作伐，在章宅晤面的。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极少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以及李大钊参加的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是保密的，除少数核心人物外，其他人是不准参与其事的。据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的回忆：“在这期间，先生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虽说杨度这时曾到上海慰问中山先生，并践行“愿随公奔走”的前言，估计孙中山先生不会冒然安排他和李大钊相见。我以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是杨度和李大钊同住京城，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章士钊，在章宅晤面相识是顺理成章的。故拙作取第二种说法。

关于杨度由何人介绍入党，历来没有定论。夏衍同志认为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并写在纪念杨度和潘汉年的文章中。王冶秋同志虽未公开反对此说，但他也著文说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根据现存的史料，基本上可以确认，潘汉年不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一是杨度的入党时间是在1929年秋天，这时的潘汉年正忙于筹备“左联”的事情，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很少可能介绍负责收集战略情报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杨度的关系，是经由陈赓之手介绍给潘汉年的。而这时的杨度己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持第一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杨度南下上海之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此说前后矛盾，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5月21日，杨度入党是在1929年秋天；其二是潘汉年这时和中央特科还没有关系。但是，王冶秋同志之说是否准确仑尚无史实为证。

然而，我党情报部门为什么如此重视杨度呢？这主要是他的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杨度南下留沪期间，他的同．乡老友章士钊俨然已是上海的第一大律师。同时，他还受聘于杜月笙的一首席律师。杜需要章为他撑门面，章也需要杜的帮会势力作后盾，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相处极好，一直保持到杜月笙死于香港。这时的杜月笙自知于学问无缘，是难以在上层社会中露脸显面的，也难以造就所谓更大的事业。因此，他需要像章士钊这样的通硕大儒来提高他的身价、地位和名望。当杜听说袁世凯的重臣杨度到了上海，就请章士钊出面向杨投递门帖，公开声称拜杨为师。同时，还请杨做他的首席顾问。这时的杨度接受杜月笙的“好意”、充任杜门的“客卿”，并不完全是碍于老友章士钊的情面，因为他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的环境，好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欣然应请，搬进了杜月笙赠给他的一座小洋楼居住。杜月笙为了自己事业的发达，月敬五百元供杨度开销，并常于吃喝玩乐之一户请教杨度有关重大的政治、经济、社情等方面的事情。而杨度也于纵谈宏论之中获悉了不少的重要情报，这对党中欠的或人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陈赓同志是如何与杨度建立联系的呢？据尹琪先生的专著所记是这样的：

那时陈赓有一个同乡，又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外号叫“王老九”。此人和杨度相熟。王老九有时从杨度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便向陈赓报告。逐渐地，杨度便成为一个情报来源……他（杨度）知道王老九和中共方面有联系，便打茸通过王老九的联系接近中共。他向王表示，自己一生经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眼见都失败了。看来只有中共的社会主义必将兴盛，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他表示愿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尽一份力量。王老九将他的心意向党作了报告，党中央认为杨度能够看到世界革命潮流的趋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这是难能可贵的。杨度现在是杜月笙的内幕人物，对我们的情报工作很有帮助。中央要情报系统派人和他做一次长谈，并直接向他布五收集债报的任务。大约在1929年，经情报系统人员的介绍．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被吸收为中共秘密党员。

该文也没有说明谁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所谓“经情报系统人员的介绍”，恐怕也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在陈赓主持特科工作中，刘鼎、李强、李克农等人应是知情的，但谁也没有说起杨度入党介绍人的事情。

然而，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确定无疑的。其一，毛泽东同志于建国前夕曾对他的老乡长章士钊先生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其二，周恩来同志于病危之际，请夏衍同志写文章纪念杨度同志，证明杨是中共党员。

杨度入党之后，他“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在潘汉年接任特科工作之后，他更是老而弥坚，忘我地为党搜集战略情报，又很合身份地转到潘汉年的手里，从未发生过半点差错。对此，夏衍同志曾目睹杨、潘接交情报，多年以后记如下：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萍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坤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性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匆：“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T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辜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了。”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进难。”

这位老先生就是杨度。他向潘汉年移交情报是如此的老练和自然，丝毫没有侦破小说写的那样玄乎。遗憾的是，他不久谢世。但是，在他的周围团结的很多同情革命的北洋政府的元老和政客，如杨度的挚友胡愕公及弟子董健普等人，仍在继续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做出了不等的贡献。这留待下文再叙。

陈赓同志办完移交手续不久，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上海认识他的人太多，怕他出事，遂决定派他和陈养山等同志去天津工作。这样一来，中央特科二科的重担就完全压在了潘汉年的肩上。

潘汉年走马上任之后，首先为中央保卫机关总部选定了安全的办公地点，并以煤球制造厂的名义作掩护。他为了欺骗敌人，还在中山路找到基，订购机器，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潘汉年和陈云、康生这几位“老板”到“煤球厂”办公室碰头，研究和部署工作。他为了再次防止出现因顾顺章一人叛变，就有可能导致中央机关破坏的危险，他采取一系列的严格的防范措施“所有办公地点以及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住址，都设有警号，以示安全与否”；“每个人的住址，都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的人员都不能让他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而潘汉年的代号“小开”，就是在这时叫响的。

同时，潘汉年为了确保他领导的二科的安全，在北京路一个弄堂内设立的办公室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二科其他成员不得在办公室见面，有事用电话联系，但谈话内容仅限于联络、报警、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等。而且必须使用化名和暗语。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潘汉年从何入手开展特科的工作呢？为了打击敌人因获得顾顺章这样的叛徒而十分嚣张的气焰，为了“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正在进行有效的斗争”，他认为必须组织一次有影响的突击行动，从而起到以长革命者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的作用。他的这种一石二鸟的设想得到了陈云同志的批准。

但是，如何实施这一石二鸟的突击行动呢？遂又找来他的助手刘鼎同志，一起研究、选择打击的敌特机关的首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