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2页）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冯玉祥一拍大腿，豪气十足地说道，“咱们的老祖宗有句名言，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大丈夫共事，能合则合，不合则去，用不着杀人结仇嘛！”
李德全听罢，禁不住地说了声“好！”但是，她一转念，又有些不安地追问：
“你具体打算如何做呢？”
“礼送”冯玉祥断然地说出了早已想好的结论，“当然唉，具体的做法，还要和夫人商议。”
李德全微微点了点头。方才见面时的不快渐渐消失，遂又露出了夫妻久别重逢那特有的笑颜。正当冯玉祥想要关切地询问夫人沿途的劳累，以及留居苏俄期间有哪些新鲜的见闻之时，高秘书急匆匆地送来了一份密电。冯玉祥阅后碎然变色，把电文往桌上用力一摔，泼口大骂：
“真他娘的不是东西！想借我冯某人之手杀人。”
李德全望着陡生怒气的冯玉祥，本能地猜到了他所指的要杀之人非等闲之辈，故忙向：
“谁想假借你的手杀人？这所杀之人又是谁？”
冯玉祥把这份绝密的电文往李德全面前一推，说罢“你自己看吧！”旋即站起身来，在室内生气地踱着步子。
李德全看罢电文大惊，下意识地起身，紧紧抓住冯玉祥那粗大的右手：
“汪精卫的心也太黑了！他自己不在武汉杀俄国顾问鲍罗廷，把鲍放到郑州来，让你杀，这不让你永远背着杀友好邻邦使者的骂名吗！”
“就是嘛！我们的老祖宗都懂得：两国交兵，不伤使者。我冯玉祥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再说，苏联不仅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而且还无偿地支援给你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放心，”冯玉祥轻轻地拍了拍李德全，宽慰地说道，“共产党和苏联，都是中山先生信得过的朋友，自然也就是我冯玉祥信得过的朋友，我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冯玉样虽说是出了名的丘八将军，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肆应之才。他历经深思熟虑，终于想出了又要联汪、联蒋，公然宣布“分共”，又要“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的两全之策。请看他事后的追记：
“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是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弥衡，自己却不下手，把弥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等鱼乞罗廷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具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淹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就要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和鲍罗廷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鲍罗廷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中的共产党人员，用一军车向武汉送去，刘伯坚等许多位半途就下车他去。顾问乌斯马诺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向我说：‘听说你也赞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样？’我就把郑州会议时，听徐季龙、孙哲生以及何云樵诸位先生所谈的事告诉他，我自己所亲历亲见的许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细谈。他说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过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说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的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论事，许是由于对中国情形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实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观的意见都约略吐谈。他亦不能置答。”
冯玉祥对于“礼送出境”共产党的做法是很欣赏的。同时，他又为自己失去刘伯坚这样强有力的共产党人感到惋惜。他不仅一次地对部属说：对于刘伯坚的为人和能力，我是十分佩服的。
冯玉祥礼送共产党出境之后，认为自己更有条件撮合宁、汉合流，继续北伐了。但历史的发展都不会按照蒋介石、汪精卫，其荃县退下祥成杨期的尹氏挂箭琳＿不当汀姑刀＿庵庄知津份鑫等于七月二十九日登上庐山，密谋消灭武汉的一切共产党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八月一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八月二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心摧发指”地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一面和谭延、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于八月三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蒋介石若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的错误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冯玉祥认为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叩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八月六日十时，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请：“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八月十日，汉方汪精卫、谭延阁、陈公博、孙科等又表示了愿开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态度。这就使坚决反对宁、汉合流，怕汪精卫与自己平分秋色的蒋介石处子了被动的地位。
宁、汉妥协正在酝酿之中，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爆发了，使局势有了变化。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站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反动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加之，新桂系屡建战功而自傲，不大听命于蒋介石。所以蒋、桂矛盾已非一日。
由于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碎起，冯玉祥认为必然会推进宁、汉合作反共的步伐。接下来．也一定会促成蒋、汪、冯、阎等津留下的权力真空，自然应有他的第二集团军填补。然而历史的发展，再一次打乱了冯玉祥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于八月十三日突然宜布下野了！
“蒋总司令为什么要下野？……”冯玉祥难以理解地大声自问。
是历史这位无情的大导演，十分自然地安排好了蒋介石下野的这幕史剧。有关蒋介石下野的原因是众多的，究其直接原因是军事上的失败。对此，冯玉祥是这样记述的：
“蒋介石带的军队，在徐州同孙传芳打起来，被孙传芳打败了；蒋一直向南退，过了蚌埠，眼看退到长江，蒋介石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老羞成怒，王天培是贵州出来一个军人，蒋一恼怒就把王天培枪决了。既没有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当时第一军军长是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蒋的参谋长是白崇禧。这些将领们看见蒋随便杀人，不用法律，当然人人自危，就不听从蒋的命令，蒋看他自己调动不了队伍，他就辞职。吴稚晖他们召集了二十几位同志们会议，当时吴稚晖说的话，不外乎正在北伐，蒋介石不可以辞职。吴刚坐下，何应钦站起来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接着就是白崇禧站起来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李石曾从背后伸出手去拉了吴稚晖一把，拿他的嘴对着吴稚晖的耳朵说：‘这不是兵变吗？你不要老命啦？’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的。”
冯玉祥很快从蒋介石下野的噩梦中醒来，他力促的宁、汉合作的局面于九月三日实现了，国民政府宣布迁南京，汪精卫等连祥大喜过望，遂屡次发电呼吁北伐。他在十月一日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出谋献计，十谈其军事步骤：“第一步可会师齐鲁，第二步可协捣幽燕，第三步可直取辽东，扫穴黎庭。”简之，在冯玉祥的心目中，他的宿敌张作霖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但是，在此变乱不定的政局中，每一位国民党政客都有自己的算盘要打，谁也不可能听命于冯玉祥的吁请。举例说：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站为首的新桂系，本想把蒋介石逼下台后，由他们拉出几位国民党头面人物来充当门面，自己独揽大权。孰不知蒋介石一下台，新桂系立即就掌握不了局面，南京的班底仍是蒋介石的人马。陈果夫一直控制着中央党部。白崇禧将蒋介石的拜把兄弟黄郭的上海市长撤掉，换上自己的参谋长张定潘。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蒋通过上海买办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白崇禧向上海买办要不出军晌，买办身庸有帝国主义支持，新桂系又不敢来硬的。虞洽卿又操纵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请愿民选市长，以示相抗。结果，李宗仁等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威胁下，一时难以稳定局面。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向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到南京以后极力想运用政治方法统一国民党各方势力，建立起中央领导机构，吞并南京政府。李宗仁等为了防止汪精卫独据国民党最高权力，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但必须邀请宁方的元老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参加。九月八日汪精卫亲自到上海邀请胡汉民、吴稚晖筹组并参加四中全会。胡汉民、吴稚晖等以反共“先进”居功，借口武汉“分共”无诚意，拒绝接见。这时，半路上又杀出一个“反共先进之先进”的西山会议派来。他们认为既然大家都反共了，并以反共邀功、为荣，他们事实上反共确实又在蒋、汪之先，要求必须重新占有国民堂中央甭要席付．真可谓是理所当然。一时间，刚刚宣布合作的宁、汉双方，又在权位面前分成宁、沪、汉三个对立的党派，相互攻汗，相互争权，长江两岸又出现了“文攻”、“武卫”的混乱场面！
这太令冯玉祥失望了另外，在携手北伐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就陷人了北有张作霖的奉系、东有张宗昌的直鲁军的夹击中，形势十分险峻。加之驻守津浦线上的何应钦所部，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停滞不前，有时甚至虚报胜利，搅乱了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北伐求胜的军心，使他所收编的杂牌部队丧失信心，故叛变的事接连发生。冯一向只注重军事，认为军事方面须有统一办法，否则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急得仰天长啸：“怎么办？…”
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司令部走进来了一位面如菩萨的山西人，这就是筹建蒋家王朝的功臣孔祥熙，他含而不露地道出了使冯玉祥转危为安的锦囊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