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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一声令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浩**东指，迭克重城要地，打得奉军节节败退。二十三日，方振武部进至磁涧，即有万福麟率奉军五旅之众来援，连同张治公残部，不下四万余人，与方振武部激战数日。二十五日，孙良诚率石友三、王和民等部赶到，又以郑大章部骑兵抄袭洛阳以东至惬师一带，于是万福麟东走，张治公率残部入南山，第二集团军跟踪追击，即占领洛阳。二十七日，又克孟津，二十八日，过惬师；二十九日，又击败奉军增援部队于黑石关．三十日，占领孝义。
与此同时，唐生智、张发奎自武汉北上督师，于五月一日由河南驻马店分三路北进。奉军面对两个方向的敌人，恐郑州被冯玉祥所部截断，备受夹击之苦，遂惶恐异常，南路各部纷纷退却。唐生智、张发奎率北伐军犹入无人之境，直指河南军事重地郑州。
这时，更令冯玉祥喜上心头的是，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第二次北伐不久，善于抢革命旗帜的蒋介石也立即改弦更张，高唱起了继续北伐的调子。说来也巧，冯玉祥于五月一日在西安宣誓就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继续北伐的动员令，分兵三路：直眼鲁南、扫**皖北、直指徐州。
对此，冯玉祥是求之不得的。他坐镇渡关，看着奉军三面受敌、全面败北的局势，真是高兴极了！
但是，战争的捷报并不能排除内优，更不能解决冯玉祥的困难。其一是财政拮据。冯玉祥自己这样描述：
“但是队伍必得出渔关作战，要出魔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撞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什么到手的。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困难阻挡在我们前面，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结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晌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士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置，如叫化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以费用匾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京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占一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桔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掉，名之日‘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其二是，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部队中渐渐掀起了反蒋的浪潮。冯玉祥出于自身的利益，极力维护蒋、汪携手北伐，乘胜打垮宿敌张作霖，希冀按照自己的设想统一华北，进而统一全中国。因此，他又站在了反蒋的对立面，压制所部中的反蒋势力。不久，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来到澄关，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做拉冯反蒋的工作，对此，冯玉祥不以为然。但作为对上级机关的尊重，冯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所属人员开会，欢迎邓演达的到来。邓借此欢迎大会，公开发表反蒋演说，以他那超群的舌辩之才，大讲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赢得了不少与会者的共鸣。最后，他带头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顷刻之间，会场上空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
这实在是太出冯玉祥的所料了！他依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认为打倒蒋介石，就不能联合北伐，打倒奉系张作霖。所以，他一看会场沸腾的反蒋气氛，脸色拌然大变，但碍于邓演达是总政治部主任的面子，他那火爆脾气没有发作。
事有凑巧，“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一息，“从队伍的后排右角，走出一个穿灰布军装、个子不高、身体挺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怒形于色，立即宜布散会。这个青年，随即被军法处带走。”
这时，刚刚走马上任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涛走到冯玉祥的面前，冯玉祥严厉地说：
“谁要打倒蒋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在我这里，穿二尺半的，就不准喊打倒蒋某人。”
冯玉祥说罢转身气汹汹地大步走去了。郭春涛和刘伯坚紧急议定，由刘伯坚出面晋见冯玉祥，保释这位被捕的四川青年。冯玉祥气消过后，给了刘伯坚个面子，于第二天把这位四川青年释放了。可能这件事给冯玉祥的刺激太大了，数年之后在泰山撰写《我的生活》一书时，虽有意隐去惨遭蒋介石杀害的邓演达的渡关之行，但他仍然记下了这段文字：
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氏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户。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
这位被冯玉祥逮捕、构留的四川青年是谁呢？正是年轻时代的邓小平。
邓小平于一九二五年底由法国到莫斯科，先进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与冯玉祥的女公子冯弗能同学。一九二六年九月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请求派中共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第一批被选派的二十几人，其中就有邓小平。他们一行于年底到达库伦，然后委派邓小平和另外两人为先遣队，随同苏联为冯玉祥运送子弹的汽车，辗转一个多月，于一九二七年初春到达西安。此后，邓小平就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郭春涛对友人说：当年在渔关欢迎邓演达大会上，喊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是邓小平同志。
此段轶事，简记如上。
正当冯玉祥苦于筹措军晌和平息部队中反蒋怒潮的时候，前方迭传胜利捷报。到五月三十一日，东征部队进抵郑州。翌日，武汉的唐生智所部也赶到郑州。六月二日，蒋介石的北伐军也攻下了徐州。至此，冯玉样所企盼的战略计划―与国民政府蒋、汪两派的北伐军会师中原即告实现。他当时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他突然接到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报，说汪精卫一行北上郑州，希望和冯玉祥会商国是。冯玉祥看罢电文把眉头一皱，黯然自语：
“汪某人如此急切和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汪精卫如此急切地赶赴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谈，是为了摆脱内困外扰的政治局面。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高举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旗帜．的确蒙骗了不少人。刹时之间，武汉似乎真的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但是，这种靠反蒋、讨蒋造成的红火假象，没有持续多少时间，虚弱的本相就又现了原形，到了五月中下旬，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那时武汉的经济算是衰落极了。“武汉政府表面拥有三省的地盘，除湖北之外，只有湖南和江西。湖南仿佛是唐孟潇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会解到中央的，江西也只能供给朱益之的军费，中央为着不能兼顾起见，似乎给了江西与朱益之，不够不管，有余也不要。那么这样庞大的军费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是拿中央银行变戏法。”结果，经济更加衰落和财政支细，使得物价飞也似的腾贵。军费固无法支持，人民也苦于无路生活。加之，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倒戈，跑到上海和蒋介石构筑未来的蒋宋大业，汪精卫就更无回夭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