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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刺宋子文

南本兜了一个圈子，从九国公约会议谈到陶德曼奔走和平的障碍，大骂西方国家恃强称霸，欺负东方民族，又大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难道能容许破坏吗？……

南本一口气说个不停，像宣教似的说得来口沫四溅。

文强趁他停下喝茶时，插话说，请他们把具体问题说出来。

这时，森正一激动地用日语说（南本给他翻译），具体问题就要破坏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对正在促成此事者采取非常手段！不如此，对两国邦交不利，特别是对战争停下来不利。

文强追问：

“所谓非常手段是对付谁？”

南本盯着他，过了一阵才轻轻吐出三个字：

“宋子文。”

文强心中大惊！

身为蒋介石内兄，被一些人私下呼为“国舅爷”的宋子文，这时不仅控制着中国金融界、实业界诸多大公司、大银行的实权，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摩根”，而且还在政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时，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坚决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进剿”阴谋，与宋美龄一起冒险飞赴西安，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有关协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自任总会长，为政府促销爱国公债5亿元。他还对美国政府发表广播演说，批评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

在淞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他公开对外国记者宣称，即使上海和黄河以北都失陷了，中国政府也不与日本休战。过去共产党仅以江西半个省为根据地，就能和政府50万大军周旋。如今只要实行全国动员，共同抗日，就没有不胜的道理。

他的讲话对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他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

南本接着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只要除掉此人，九国公约的干涉就会烟消云散，中日和谈的障碍就可以排除。我们知道宋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门卫森严，是租界巡捕房保护的重点。如果没有内应很难下手。最好的机会是趁他坐车外出，在上下车时动手。或者用手榴弹。此事能办的话，先给十万元中国钞，事成后不会少于百万。请阁下雇用打手去办。重要的是搜集宋子文生活行动的准确情报，只要能做好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派适当人员参加。”

文强听了，心中倒抽一口冷气。但他表面上不露神色，假装思索片刻后说：

“共除障碍，此事可办，不在乎金钱，只以两国邦交敦睦为重。待我考虑计划有了眉目再作进一步商谈。”

南本叮嘱文强，此事宜急不宜迟，重在内应。代价不成问题，成与不成都有。但希望有成。

最后约定两天后上午8时半再到此处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