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0 梁启超 心力史观（第1页）

4。10梁启超：“心力史观”

梁启超是与康有为齐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在史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作为康有为的弟子，自然是比康有为走得更远一些，不少思想史、哲学史由于康有为，而忽略他的存在，尤其忽略他在民主启蒙方面往前更推进了一步，这是不公平的。

他与谭嗣同一道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宣传变法，鼓吹“民权”，其影响极大，尤其是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更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近代三大运动中，这一运动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的。

他同样以“公羊三世说”来宣传进化论，并进一步论证民权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把人类的社会制度说成有三个阶段，一是多君为政之世，二是一君为政之世，三是民为政之世，三世相递，循环前进，所以，“民为政”则成为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各国的必由之路，所以应顺应潮流，他说：

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则蒸蒸相通，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摇”亦当不变，其不变者即渐灭以至千尽，此又不易之理也。（（与严幼陵先生书））

因此，民权政治，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达出自己的历史观——“心力”史观。

他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理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之“心力”，颇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或“理念”相比较了：

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

他进一步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思想，即个性、学术等等：

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由此可见，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有因果关系的，这已接近黑格尔的观点。可他在寻找这个因果律时，找到的却是“人心”。

正因为这样，他说：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耳？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耳附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侨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

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牵杰则无世界。（（自由书·豪杰之公脑））

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

他似乎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了，但他又说：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

所以，他又认为，“英雄固能造时势”，可是，“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自由书·英雄与时势））。“豪杰者，服公理者也，达时势者也”（（自由书·豪杰之公脑））。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认为：

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中国历史研究法》）

他对英雄史观毕竟是偏袒的，这在当时亦无可厚非，得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走上历史舞台，而且在“时势造英雄”上，他还说上了几句话，并没绝对化。

在“心力”、“人心”创造历史这点上，他倒是可以称为中国狭义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代表人物了，而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历史观，是不会承认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封建史学的，它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所以，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