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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孔孟：历史与伦理秩序同构

从自然界的起源，进而探究到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起源，最后归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恐怕是中国民族思维的主要脉络。

孔子的“礼治”思想，正是这种民族思维的产物。

正是他，开伦理史观之先，或者说，是他奠定了整个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的基础。他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一页，也正是因为他的“礼治”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由于历史的“多情”，各个时代出现的孔子，均已穿上不同时代的制服，原始的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认真寻究起来，还真扑朔迷离、似是而非呢。他一会儿可被捧至天上，成为后世中国独尊的“神”，比帝王更为显赫；一会儿又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尚不足解恨，成了千古罪人……其实，他就是他，他是中国这片土壤上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个历史人物，没个孔老二，也说不定有个赵老三、钱老四，总之，他无非也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不足为怪。

孔子的伦理史观也绝非独创，早在他之前，便已有人意识到了，他只不过是个集大成者，他声称“述而不作”，便是不敢“贪天之功，窃为己有”。当然，他也深知中国人的心理，崇拜祖先，所以说是祖先的东西，未经加工便更能说服人、慑服人。在这点上，他倒是颇为聪明的，只没料到后世将他一抬一踩，弄个面目全非——这又是他失算了。

早在《易·序卦传》中便有：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种由自然而社会，由社会而及“礼义”的制度，可谓层次分明，先后有序，极为完整全面了。

这已用不着孔子来发明什么。

他只是想强化这一顺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正名”，不就是这个意思么？即处在君这个位置上的人，应该具备君这个称谓所应有的德行，得到君这个称谓的人所应有的待遇。由此类推“臣臣、父父、子子”也是如此。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那么，前面一再提到的“礼”该是什么呢？

其实，仔细一读就不难理解，“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不就是指的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及系统化，从而形成的一种习惯统治法规？以血缘关系（亲亲）为基础的等级制及以分封、世袭、宗法的政体制，便就是这种“礼”的体现。关于“礼”，已经有许多史学论著作了很深的分析，这里就犯不着饶舌了。它无非是伦理秩序罢了。

为了维护“礼”，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从而以“仁”作为他的思想核心。所以，“仁”便是维护与恢复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结构的统治体系。孔子自己也作过解释：“‘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弟子人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后代得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结论，便是由此而出的。他向颜渊所说的“仁”，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了一切的规范与准则，“仁”便是全面的道德行为。

关于“仁”也不用多说了，前人早已有更多的文章，笔者不想在此哆嗦。

所以，孔子的形象更多是一位道貌岸然的道德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只不过是把自己道德伦理的原则，贯穿到社会与历史之中罢了。“礼治”的梦，便是这么来的。

对于孔子，尤其是对于他最出色的后继者孟子来说，确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先天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主义，以要求人无条件地服从、履行伦理义务。“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孟子则有“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当西方反对神权统治之际，也有人做过“礼治”的梦，认为中国“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并以此作为反神学的武器，认为中国整个国家都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父慈子孝。迄今，也有人极力推崇东方的道德，试图匡正西方的“无道德”危机——当然，这也许己在更高的层次上了。所以，在刚刚建立人类社会文明之际，孔子提出的“礼治”的历史思想，倒也是无可非议的，至少是一帖治世的药方，是良是劣不可简单予以判断。

不管怎样，伦理史观对于自然史观是一个发展，一个方向的发展——当然不排除别的方向的发展。

伦理史观的核心，便是“礼治”，这大概不会有什么疑义吧。而“礼治”的内容包含儿个方面，我们逐一来看。它怎么来的，前而已说得差不多了。

《论语·为政》中载孔子语：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又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肚且格。

德的立足点是人的耻辱之心，人的道德规范是“软”的，以其“善”与“美”来征服人，道德的力量是一种让人敬服、臣服的力量，反过来，刑即法的力量，其立足点是人的畏惧之心，其法的规范则是“硬”的，以其惩罚，凶狠的力量来慑服人、压服人。按孔子的观念，以法治国只教人畏惧，却教人不觉羞耻，口服而心不服，他自有他的道理，严刑峻法其后果便是如此，不过，他说的“法”，只包含约束、限制、惩办的一面，却不包括保护的一面，即公认人的权利的一面——请注意，这里便包含有中国传统的所谓法制思想的开端了。

而孔子的“礼治”，则是让人有耻辱之心，自愿归属，有如众星拱卫北斗一样，忠实于自己的国君。这自然与如今人们心目中的“礼治”有所不同，后者把“道德”当做行为的规范，前者却有一个终极目的，是为了国君的统治，所以，它与“人治”是分不开的。但他的“礼治”归根结底又是什么呢？

一是“礼”，即“齐之以礼”，前面已说过了“礼”是什么？他必须维护的，不正是人人跪拜在君主脚下的“山呼万岁”、“三跪九拜”的礼仪，以维护君主那至高无上的、神化了的权威么？不正是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放弃一切个人意志的“神”面前的自然而然的恐惧——“居其所而众星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