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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近代三大革命运动前夕骤变的历史意识
明代中叶，即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段开放，著名的学者、传教士利玛窦等亦先后来过中国，在这之前，亦有过历法依西方科学的改革、郑和三次下西洋……这些，与明末李蛰、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本来，在西方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之际，中国的历史也同样会出现一次新的“激活”，与世界的发展同步，但是，后儒社会的内窒作用，加上明末的腐败导致农民起义，吴三桂引清兵人关，并人主中原。中国的启蒙思潮不但没能发展，相反为之夭折，历史又停滞了。
清朝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找不到契合点，与此同时，清统治者深怕汉人与海外通声气，推翻其统治。因此，它一方面闭关锁国，不让西方文化流人，另一方面又想怀柔汉人，毕竟，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接近得多，更符合其昏耽无知、妄自尊大的游牧民族心理，于是，清朝便以“天朝上邦”自居，自认为世界的中心。外国人来通商，非要说成是“进贡”，友好来访，也得让人“三跪九叩”，这些，己有不少史著描述过了。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便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从而陷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社会终于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可见一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哲学意识，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之深。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19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业在艰难中的萌芽，由李赞、黄宗羲所引燃的启蒙思潮，才又一次**，并且由于形势，变成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的大森。于是，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八十年间，启蒙思潮每每越过了西欧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不完备的历史哲学走向了不完备的唯物史观。中国的哲学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师，没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时间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势的骤变、各方面的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近代，都在呼唤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及大历史学家，可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处于“呼唤”的阶段。一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惟有真正过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历史反思，而在动乱之中，现实的迫切需求压倒了一切，人们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也来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历史材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近代奉献一部完备的历史哲学史或，史观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显然还受历史的局限，对其宏观把握尚待后人——“呵，原来如此”的说法，未免为时过早。
但我们仍得这么努力，不这么努力的话，后人——就不知被推到怎样的“后”了！
在腐朽的清朝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惠栋《红豆山斋楹帖》），造成高压统治之际，一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学者，“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终于按捺不住，发出了“更法”的呼声：
狠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
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希望衰败的社会来个天翻地渡，更法变古。
他，便是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之一，清末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对历史颇有研究，尤其擅长于历史理论的探索，所以，他的历史观是颇为鲜明的。他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乎史，人乎道”，得掌握社会变化之道。
他反对圣人创造历史及一切的观点，在（壬癸之际胎观）等文章里，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自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
这里剔除掉佛家的因索，人人皆目我，所以才说我造，也就是“众人自造”了。
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众人也者，骄化而群生，无独始者”，到了后来，才一组成社会，“其后政，非始政。后政也者，先刁而后大”。“后政不道，使一人绝天不通民，使一人绝民不通天”，这才有“圣人”假“天”之名来统治，“民昂首见之者，天之藉（借）也。非天也，众人以为天，大政之主必敬天”。
龚自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农宗”——农业宗法社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所以生产得以宗族为单位来进行，过去帝皇相臣，无一不出自农。他反对儒家关于礼乐自上而下的“天命”，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穷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说于天”（（农宗））。这已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了，他进一步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五经大义终始论））。这已有先经济生产、后政治文化的初步认识了。他强调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上大学士书》）。
他取《公羊春秋》“三世说”来表达他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而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所以，他疾呼：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耳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耳？何莽然其不一性也？（《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但清朝已无可药救了，他寄望于：“……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
不过，他最终还脱不出循环论，他认为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由据乱世始，“食货者，据乱而作”，到升平世，“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为事”，最后是太平世，“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但到了太平世，由于贫富不平，又会大乱，又回到了据乱世了。
所以，他提出了其“平均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平均篇））。把这当做治天下的最高理想，“随其时而剂调之”（《平均篇》），寄望于富豪们的“识大体”。
他反对天赋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才有的，“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阐告子》）。“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壬癸之际胎观第七》）。
他的《病梅馆记》，历来脍炙人口，细细品味，可得个性解放的启迪——正是封建礼教对人个性的束缚，使人都成了“病人”，“善恶皆后起”，要使人个性得到正常发展，就得解除束缚人个性的纲常伦理、礼法名教！
予购之百瓮，皆病者，无一完者。即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瓮，悉埋于地，解其梭缚……
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愤嫉！
自古以来，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往往与老庄、玄佛相连，这是历史使然，庄子的“天放”，实是反异化的呼声。然而，也正是老庄、玄佛消极的一面，给这一思想以毒化，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写了不少佛学著作，在改革碰壁之后，便遁人空门：
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