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5 古代社会末世 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及其弟子（第1页）

3。15古代社会末世：“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及其弟子

中国社会进人晚唐，被外来文化“激活”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已不复存在，各种消极因素纷纷滋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由鼎盛而走向了没落。政治动乱、国家分裂、篡权就君、纲纪败坏、战火不熄，几乎近百年间，分出了不少国家，更迭了好些朝代——’这便是以“乱”著称的五代十国。君臣、父子的宗法伦理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赢弱的宋王朝建立后，其国家政治状况已远不如汉、唐了。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维护其王朝的稳定，宋太祖不得不乞怜于伦理纲常秩序的重建，以加强思想上的控制。

于是，中国社会进人了被称之为“务实”的“后儒”社会。

显而易见，仅限于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已不足以控制整个社会了，何况玄、佛两家的本体论，已对这种关系予以了极大的冲击，几欲陷于崩溃。所以，伦理史观或道德哲学——历史哲学，不足以适应这么一个“务实”的后儒社会。要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就得对只注重伦理实践的前期儒学或伦理史观加以改造与熔铸，使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于是，实用理性史观或实用理性——历史哲学，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

有人说，自先秦以来，中国就存在这种实用理性主义思想，这话不假。《老子》一书，满可以视为“君人南面之术”。但是，把实用理性引人历史哲学之中，这毕竟是“后儒社会”的事了。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伦理社会中，以孝为先，恐怕更重的是伦理秩序与历史的关联，而到了宋代，已感到这种伦理秩序不足以维系皇权统治，实用理性才正式占了上风。

儒家，历来是重于伦理实践而疏于哲学上的论证的，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理性的提炼或升华。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等都没有理性的内容，更谈不上精巧的哲学思辨。作为实用理性初期阶段的宋代道学，则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以精致的哲学思辨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立足于伦理实践内容，吸收了佛、玄（或老庄）的思想营养，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正是这一实用理性，对儒、释、道三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及认真的扬弃，它吸收了释、道的哲学思辨，却把不可捉摸、不可言传的“空无”之道，变成了统摄人伦物理的“实有”之道，使伦理纲常有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它又把所谓礼义名教抬高为先天存在的“天理”、宗法道德上升为天性，促使人“格物穷理”，作为理性求知的内容，甚至宗教修持“止观”、“定慧”都变成了“主敬”、“立诚”的伦理实践。所以，对君主的“忠”便从此越过了“孝”而居首位，君主统治的实用性便强化了——“君人南面之术”，这才得以体系化、理论化。

请看《宋史·道学传》所说：

“道家”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岸、校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性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

“政教”、“职业”、“讲习”与‘旧用”，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其实用理性色彩之浓，令人侧目。

自宋代以来，国家机器之强化，中央集权的高度划一，宗法制度的严酷，均是汉唐所无法比较的，这是一个没落的社会无可奈何的自缚，它造成了中华民族大为落后的历史悲剧。恰恰是道学，把“垒极之建，彝伦之叙”哲理化，提高成“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的神圣法则，则是为这种“自缚”提供思想绳索。由此发展到宋明理学，则愈演愈烈了，有人说，道学是一种培养奴才的学问，在愈需要奴才之际，道学的地位就愈高，换句话说，封建王朝的统治愈是不稳，就愈得标榜道学。南宋头号昏君赵构、卖国奸相秦桧，就是道学的保护者。

所以，实用理性史观更是强调“今不如昔”，主张“奉天法古”，鼓吹封建等级，认为是帝王、圣人创造历史，寄望于循环往复，“存天理，灭人欲”，“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惫地循环去。”但这一史观，比伦理史观更有理性的内容，更完整与系统，可以说是伦理史观的否定之否定，是伦理史观与本体论史观的合题。这种实用理性史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史观又有很大区别，是中国特有的产物。

被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历史人物的韩愈，可谓是实用理性史观的先驱。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姑且不论，其仿照佛教的祖统，编造出儒家的道统，从而使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把自然法则伦理化、又把封建伦理神秘化——首先完成了实用理性史观的雏形。当然，他的复古主义主张，在唐代是没法实现的，所以屡屡在科名和仕途上受挫。可他也与孔子一样，身后却极度殊荣，在唐之后，其“道统沦”便发扬光大起来了。

这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孔子、韩愈一脉的儒家理论，始终是作为“末世”的救世良方，但它却永远也不可能使一个死亡的社会重新获得生机，至多使其能苟延残喘，气息奄奄地维护下去，自宋以后这近千年的“道统”，正是这样一种末世的维系，以致招来外侮，险欲沦为殖民地。所谓“超稳态系统”到头来是一种沉滞、倒退——在别人前进时你步履维艰，这便是一种倒退，或者似小脚女人地瞒珊而行，也仍是一种倒退，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历史距离愈拉愈大。

我们先看看韩愈的“道统论”吧，看它是如何“济天下之溺”的。

韩愈的“道”，实质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在《原人》篇中说：

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所以，作为“道”在历史上的体现者“圣人”，就该“先天下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贺册尊号表》），将其应天道、尚自然的法天思想与尽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相结合，以“为主之道”的自觉精神去重整、重建封建的伦理纲常。

他把“道”的核心归结为“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