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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价值的擅变——唯物史观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历史的“显性因子”和“遗传基因”之类的术语。自然，如果把历史当做活体看待，使用这样的术语是理所当然的。如同一个人成长之际，童年时代的“显性因子”可谓天真无邪，该笑就笑，该哭就哭，颇有点庄子的味道。人类的童年时代不妨也这么看。长大了，性成熟了。青年的“显性因子”便是胡子、喉核之类了。到了壮年，更年期反应，而后，还有老人斑……同样，人类社会的初期，自然天性是充分一些，白然史观便也这样形成，说庄子是第一个反异化的思想家，的确不假，他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甚至看到了千年后“人吃人”的可悲结局：“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谓不幸而言中，理学“以理杀人”，不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成熟的一种异化了的可怕力量么？

所以，其后的“显性因子”，便是血缘宗法关系上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了。它初步的完成形态是在汉代，即董仲舒的“废黯百家，独尊儒术”，以伦理为本的“礼治”——“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云梦秦简》）。作为这个“礼治”的显绩，便是汉代的繁荣昌盛。但这一“显性因子”也有其自然衰老、走向反面的过程。

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反伦理、纵人欲的潮流**，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历史出现了一次激活，达到了古代繁荣的顶峰，越过印度文明的高度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奇峰。

但是，伦理社会的“遗传荃因”虽一度被抑制，但不曾消失，而且仍顽固存在，于是，在宋明时期，又重新武装了起来，成为极为反动的理学体系，在中国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历史性创伤，使中国文明的进程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头。

于是，中国社会又处于了类似魏晋时期的局面——那时面临的是亚洲的另一个文明：印度自4世纪始的太平盛世，而此时，则是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及以后欧美的科学繁荣。

自汉代到唐代，和平渗人的印度文化长达数百年之久。而自明代至今，也有数百年了，这一“激活”的过程不断被遏制，这同传播方式及业已武装过的理学有很大关系。

但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必定要出现的社会的“显性因子”，总是阻止不住要上升到主要位置的。

这便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物质因素——物的交换：商业；与物的突飞猛进：经济与科学的发达。

如果说，血缘宗法社会的物质生产尚不发达，人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外王内圣”上，这是不难体察的，小农经济只配有那样一个伦理社会。但是，当经济的因素凸现时，人的观念总是不得不跟上的，不管传统力量还有多大。

于是，价值观念便出现变化。

可以说，过去的伦理社会是排斥这一观念的，所谓“贵义而贱利”便是如此。我这么说，有人会提出，过去就没有价值观念么？我认为，在这个定，义上，得作个必要的说明。所谓“贵义”的“贵”不能引中为“价值”，正如“贵人”并不等于重视人的价值一样，“贵义”若说成是重视义的价值，那它便是一种抽象的、子虚乌有的价值了。中国古代有“人贵”思想，但那是指伦理群体的“贵”，而非真正的人。

所以，这一时期价值观的产生、发展、演变，乃至于升华，便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国社会更是如此。这种新的“价值观”与唯物史观可谓接壤。事实上，也只有当经济的因素，或生产力的作用作为“显性因子”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之际，唯物史观才应运而生。在古代社会，是没有产生它的气候条件的。

由于交通与信息的关系，唐代只是亚洲文明的一次综合、交融与激活，而近现代则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冲击了。这种冲击后的第一个选择，便是作为西方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的胜利。这种“西化”过程，是经过了几十年血与，火的战争，数百年乃至千万人流血的结果，而在这场战争之前，更是上百年的选择，极其痛苦的外患与内乱的迫使所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宗法社会在宋明间的强化，也证明它走向了末路。在中国历史哲学发展中有着重大贡献的黄宗羲，便提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所谓“法”，则一是“置相”——“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相当于内阁总理制去制约君权；二是设“太学”——近乎议会——“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再是计口授田，工商皆本，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这已有近代社会气息了，最后则是提倡“绝学”，即奖励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可以说唯物史观便由此逐渐形成。

章学诚也以史学反理学，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这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这是摆脱理学空言而走向现实性的历史意识。

当西方人用鸦片轰开中国大门，从而引起中国思想界激烈动**之际，龚自珍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他把一个朝代分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历史，要废“一祖之法”、行“千夫之议”，这初露了人文主义思想。魏源则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唤“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他以“变古愈尽，便尽愈甚”，“根抵于民依，善乘乎时势”为变革准则。因此，他被美国学者誉为那时整个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其后，受香港租界影响，洪仁歼基于“革故鼎新”，写出了《资政新篇》，孙中山更以《建国方略》提出了民生史观，以“包括一切经济主义”，重视生产力的作用。

作为首批赴欧留学生的严复，提出其历史哲学，并将其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人其历史发展观，把世界描绘为一个连续的发展进程。人类是发展中的一环，与整个世界万物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所以人类的存在，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确定位置……他一译出赫青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警钟，就在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中引起共鸣。一时间，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自称为“进化论者”了。他不无见识地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口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中西历史文明的对比，在数百年间引起的震动是空前未有的，迄今仍有增无减，但对历史的选择，毕竟受历史的制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影响之深，可谓举目可触。如今，不也仍有人主张，类似台湾、韩国，经济可以起飞，可以西化，但意识形态仍可以是儒家的、专制主义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军阀混战从未统一过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原大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正击中了旧中国的积弊及病根。“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同样也极为准确地打中了几千年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之要害。唯物史观迅速在中国形成，并成为改造旧中国的尖锐武器。

在无产阶级并不发达的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农民便成了主要的革命力量，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但国民意识的革命却漫长得多，鲁迅等文豪的作品便指明了这一点：只有形式上的变更，内容并不定什么时候又可以重新推翻，太平天国便是一个先例，人们不妨拿它与唐代对比。“拜上帝会”所倡导的宗教，与唐之前传人的佛教，在其性质上犯不着作多大区别，当时也是西方宗教传人中国之际，洪秀全也从《劝世良言》中接受了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影响，宗教形式的平等观，都同样是对宗法社会的一个反叛，但历史已不是唐代了，外有“洋人助妖”，内则由于农民意识造成的迷信猖撅、惟我独尊、平均主义、极权专制、内让自残，使太平天国归于失败，一次对准宗教的伦理社会所作的宗教改革己不符合历史的要求了，空想的农业社会更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太平天国也就永远只是个“天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胜利，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伦理社会、宗法血缘关系，也不曾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已经看到的等级森严的儒学，也可借“阶级对立”来复活并正名；血缘宗法关系，更演变成了“出身论——血统论”，而扼绝个性发展的群体意识，自有所谓的“阶级利益”来代替，旧的亡魂就这么战战兢兢，然而却绝不犹豫地从新的衣裳里重新钻了出来，甚至个人迷信所造成的神化后果，比封建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文主义窒息了，人的价值淹没在更大的“仁义”之中，唯物史观也被一步步蜕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精神原召单”、“批惟生产力论”，以至不顾经济规律以长官意志办事，一直到“文革”中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中国在世界经济起飞中却来了个大倒退。

知识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人的价值，还远远不如权的“价值”、宗法关系的“价值”、阴谋诡计的“价值”。这该是“文革”中的“价值观”了。其实，这仍是宗法社会的“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