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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可见太阳。将军的“军地两用人才”观就是这样滴水见得太阳的建军新思想，它的深远意义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将被显现出来。我们这些有幸在其中受益的亲历者，只有深怀朝圣般的虔诚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它的光芒所在。
百万大裁军——这是将军出任总政主任一职后，又一件非做不可、又极“得罪人”的事。
较之将军在副总理时主持政府工业部门的机构精简，军队大裁军的难度要大得多。
那些裁掉的军队，都是比将军更老资格的将军们的心头肉，裁谁不裁谁，常常会搬弄出诸多历史上的许多陈皮烂糠，你惹得起吗？
惹不起也得惹。
大裁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需要。而让军队的老同志退位，意在使部队的干部年轻化。“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军委主席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也很严重。
交账就得理账。这“理账”人便是将军余秋里。
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而这过程中，活着的和牺牲的都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现在将军要把一些年龄超大的同志从岗位上“请”下来，让他们结束一生以此荣耀的军人生涯。而那些从战场上走过来的老军人们、老将军们，对军队的情结远胜于生命。如今靠一个“请”字来了结血脉里流淌的军人情绪，谈何容易！
年龄到限，一律退位。这容易实施，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势所趋，服从自然规律。但将军还要做另一件事，这让无数“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从小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老军人不干了：退出岗位，已经实属无奈，就连一件新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呀？不行！
将军们愤怒了！愤声震天宇！
一身军装就那么重要？自然重要！比将军更高位、资格更老的将军们这样说。
我们都退下来了，连一身军装都不发给我们，太绝情了吧？发一套新军装给我们，死了也好做寿衣嘛！有人带着悲愤与眼泪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这样恳求道。
将军的心其实与这些战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们一样。他何尝想把事情做得这样“绝情”？但他必须执行军委和邓小平主席的命令：新军装还是不能发。
将军向老战士们陈述的理由是：军服是军队的一种标志，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员的一种标志。此次新军服改革，本来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内容，因此只能是现职现岗的军人才能换新军服。老同志们当兵一辈子，穿了几十年军装，现在离开岗位，又不能穿新军装，感情转不过弯，这是自然的事。但大家只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可能就想通了。50年代实行军衔制时，许多战争年代担任过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还有的是开国元勋，因为当时没担任军队现职，他们不仅没有授衔，更不用说军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又是一条纪律准则。另外，我们查阅了外军资料，各国军队也是如此，一旦离开现役，就不再穿军服。
这样有情有节、有据有理的说明，多数老同志转过了弯。但仍有些依然不接受。将军只好向他们敬个礼，情深意切地说一声：拜托了。
不那么简单。将军为公鞠躬尽瘁一生，因这样的事也被人放过“暗箭”，而且射得蛮凶。甚至有人在他离休之后重病在医院住着时，也还有人跑到病榻前怨他“军装”一事没办好。将军听后沉默许久。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便对将军说：“不给老同志发军装是军委的决定，他们这样埋怨你不公平。你应该向大家做个解释。”将军摇摇头，说：“我执行军委的决定，理所当然。一些老同志有意见，我能理解。但对这项工作我不后悔。”继而又说：“我这个人被人误解过，也被人诬陷过。但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自己又加了一条：要相信自己。”
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将军这句“要相信自己”的含义也在于此。
无须讳言：现在有人做官后为自己的家乡倾斜点感情、造福一方的事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并不算过分。但将军则在这方面真可谓铁面无私。
自1929年15岁时跟着红军离开吉安老家后，一别就是五十四年！这五十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唯独没有在家乡驻足过。1983年5月，将军在浙江金华开完“军地两用人才”交流会，正巧与回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间还差几日。金华与吉安相距甚近，将军这回终于萌发了回老家看一看的念头。
阔别半个多世纪，谁人不忆家乡？一路上，将军兴致勃勃，对随行人夸口：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与当地干部座谈会上，有人借他仍在当农民的弟弟的嘴巴说：“你在北京当那么大的官，可什么事情也没为家乡办过，大家都说你六亲不认。”
将军那天低下头，沉默很久后说：原则问题上我就是六亲不认。过去在当国家计委主任时，也有江西的同志跑到北京让我多给江西点项目和经费，我对他们说，我这个计委主任是全中国的，不是你们江西计委主任。现在我还认为这话没错。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能行使权力专为老家做事。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冈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得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分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将军在对自己和家人的问题上，有时真的很无情。但这种无情中却蕴藏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情大义。余浩是将军唯一的儿子，算是我们的同龄人。余浩自己说从小几乎就没有得到过父爱——因为父亲太忙了，连跟家人说话的时间都极少。同一小院住，却见面很少。将军通常半夜三更打道回府，等他第二天起**班时，孩子们一个个已上学校早读去了。节假日全家人一起上什么公园玩一趟的事，余浩说好像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就根本没有过。80年代，中国的南方边境有过一场战事。余浩当时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有一天将军见儿子突然问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儿子答：刚从部队转业。将军感到意外：好像儿子当兵也是第一次听说，更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转业？那时南边已经开仗，身为总政主任的将军这回对儿子特别关心起来：你不能转业，得重新回部队去！儿子有些恼：凭什么？我当兵时你关心过没有？现在我转业了你倒关心起来了？将军两眼一瞪：给我回部队，这是命令！
回就回！儿子也不是孬种，转过身就到新部队报到。
不几日，将军又碰见儿子，便问：在哪个单位？
儿子说：总政下属的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