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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四包两停

川南区委、区政府在区影剧院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拆迁工作动员大会。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和区直机关股级以上干部一个不漏参加会议。一走进会场，明显感觉到一股肃杀的气氛。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血红的横幅标语——“谁不配合拆迁工作，就摘谁的帽子！”十几位区领导表情严肃端坐台上。

会前，每个单位都收到一份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的《关于在龙腾大厦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四包两停”政策的通知》。通知白纸黑字写着：凡是在政府有公职的人，在规定期限内，包做好在菊园社区的亲属的拆迁补偿评估，包签订相关协议，包在规定期限内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做好妥善安置工作；谁没有完成“四包”责任，谁就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这个炸弹般的消息，在川南区引起强烈震动。街头巷尾，酒肆歌廊，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场会议的主角，不是主持区委、区政府工作的赵伟国，而是孙德灿，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龙腾大厦项目协调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长。孙德灿受袁行舟的点拨之后，次日便找到赵伟国，毛遂自荐，主动请缨，要求担任总指挥长。赵伟国正愁没人承担这项工作，自然一口应承。孙德灿也提出一些条件，要求区委、区政府做他的坚强后盾，出硬政策，下狠措施，给他权力，放手让他去干，黑脸人他来当，得罪人的事情他来做，啃下这块硬骨头，为领导解忧，为川南的发展尽一份力。一副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样子，赵伟国听了颇为感动。

会议正式开始了。总指挥长孙德灿近乎干嚎的声音响彻在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并通过悬挂在影剧院楼顶的大喇叭飘**在川南区的上空：“……一定要举全区之力，推进菊园社区拆迁工作，为重点项目建设扫清障碍。想得通要干，想不通也要干。谁不顾全大局，就动谁的位子！谁不配合拆迁工作，就摘谁的帽子！没有商量，没有讨价还价，挥泪斩马累（谡），谁影响川南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个白字先生，把“马谡”念成了“马累”。

会议决定，抽调干部组成宣传组、保卫组、拆迁组。宣传组入户宣传，负责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保卫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严厉打击破坏、干扰、阻碍拆迁工作的行为；拆迁组负责所有地面建筑拆除工作。宣传组马上开展工作，与会人员也要立即行动起来，做好亲属的思想工作，在规定期限内落实“四包”责任。

犹如惊雷滚过天空，又似乌云团团压城，整个川南区陷入一片紧张和恐慌之中。处在风暴中心的菊园社区居民，抵触、慌乱、愤怒自是不必言说。不住在菊园社区的人，也是人心惶惶。川南区本就是一个小小的地盘，上推几代恐怕都在一个锅里吃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亲缘关系错综复杂，机关干部中没有几个人与菊园社区居民扯不上关系。区委、区政府这个“四包两停”政策，几乎涵盖了川南区所有吃财政饭的人。

人心惶惶，人心惶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说明“四包两停”起到作用了。孙德灿听到外界的反应后，暗自得意。

菊园社区北街三十号，二楼灯火通明，房东孙金贵身边围坐着一群神情激愤的人，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谩骂不止。

“好了，别说没用的废话。大家联合起来，明天到市委、市政府上访，不行就到省里、到北京。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地方！”孙金贵拍案而起。

孙金贵出生在川南区乡下一个小村庄，年仅十五岁便来到县城跟人学做皮鞋，后来独立门户成了一个皮鞋加工户，三十岁那年拿出所有积蓄在这里购得一处三层的砖木结构商住房，并及时办理了房产证、国有土地证变更手续，还缴了五千多元土地出让金，出让期限四十年。从此孙金贵便住在这里，一楼隔了两个店面，一间操自己的老本行，另一间租人开了家南北干货店，每月纯收入有五六千元。孙金贵一家六口人，两个孩子在上大学，所有家庭开支都靠楼下两间店面。按拆迁赔偿协议，孙金贵家店面面积31．5平方米，住宅80平方米，安置补偿价格是，门市7630元／平方米、住宅1100元／平方米，总共32。8万元。而目前菊园社区临街店面的实际价格是一平方30000元、住宅2000元，按市场价格算至少应该值198万元，二者之间的差价高达165万元。这不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吗？你说，哪个会签这样傻的卖身契？

“对，上访，去上访！”

“我们死都不签字，看他能拿我们怎么样！”

“家家户户都去，谁不去谁是孙子！”

…………孙金贵挥挥手，打断众人的话：“上访也要讲策略，用不着家家所有人都去，家里最好都留个把人看家。明天到了市委，不要吵也不要闹，更不要打砸，好好地向市领导反映问题。你们几个分头去做一些事情，老马、老六，你们去通知左邻右舍，明天八点在社区北门集中。毕哥、阿福，你们连夜去扯几条白布做标语用，标语内容我们等下再讨论讨论。大家看，这样行吗？行的话，就去做吧。”

人散去，留下一屋子呛人的烟雾。

孙金贵感到喉咙干涩，咽了一口唾沫，火辣辣的疼。老婆坐在边上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他爹，真的要拆吗？这可咋办？”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拿手背去抹。

孙金贵叹了一口气，说：“你去楼上看看爹和娘吧，听听咳得厉害不厉害。”

老婆上楼去了。孙金贵摊开一张纸，想写几条标语，写了几个字，写不下去，把纸张揉成一团，扔到墙角。没一会儿，地板上已经有了三四个纸团。唉，本来肚子里就没什么墨水，能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孙金贵自嘲地摇了摇头。突然想起在区教育局上班的小舅子杨一鸣，不都说一鸣是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吗，写几条标语那还在话下？于是，挂通杨一鸣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家里来一趟。

杨一鸣本是乡下中学的语文教师，因为文笔出色，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散文诗歌，引起区教育局领导的注意，将他调到局办公室，从事综合文字工作。书生意气，难免有一些清高，又爱针砭时弊，说一些不合潮流的话，因此虽然工作认真勤奋，但一直得不到提拔重用，调到局机关好几年了，还是普普通通的科员。区委、区政府《通知》下发后，他在办公室中大发议论，连讥带讽：“这是封建时代才有的‘株连’政策，就连十年动乱中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没想出如此‘高招’，始作俑者实在是‘精英’，智商绝对超过张春桥、姚文元，假如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设立大搞形式奖、劳民伤财奖、损害群众利益奖、大吹大擂奖、大贪特贪奖之类奖项，我杨一鸣绝对敢大言不惭地说，仅我们川南区的大官员，就可抱回几个大奖。”

接到姐夫的电话后，杨一鸣立即赶了过来。

一见面，杨一鸣对“四包两停”又是一番讥讽。他姐姐刚从楼上下来，听到这个骇人的消息，惊恐地问：“阿鸣，这不连累到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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