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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等着瞧吧！”大特务气呼呼地走了。
李耘生冷冷一笑，昂首回到牢房，哼着那首他特别喜欢的《游击队员之歌》。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前夜，牢房里一阵**，一队囚车呼啸地响彻晨空……又一批共产党人被敌人残暴地枪杀。
第二天（五一节）早上的《民生报》上刊登一则消息：“南京警备司令部昨晨（31日）6时，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枪决共产党人25人，兹名单如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向无产阶级的劳动节宣示的**威，也是在对牢狱中的李耘生他们进行的一种心理战术。
“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在这份书面声明上签上名字，你就可以被释放了。”敌人把一份“忏悔书”放到他的面前，这样说。
他愤怒了，回答道：“要杀就杀，我决不会在这种肮脏的地方签任何一个字的！”
1932年6月8日，凌晨时分。狱吏高喊一声：“李涤尘！出来！”
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从容地整了整衣服，转而将铺旁的书一本一本叠齐，对着同室的难友们说：“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随后，他昂首迈步，走出了黑暗的牢房……
雨花台的刑场上，刽子手们最后一次问他还有什么遗嘱，他慨然回答：“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直至消灭你们！”
“哒！哒哒……”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胸膛，鲜血顿时溅红了雨花台的那片草地。他安详地倒在地上，最后的目光中闪过爱人的她和孩子们的面容……
27岁，与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王尽美同样的年龄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完美地完成了一个革命者最艰巨的历练。
他走了，可她更苦了。首先是再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不知飞向何处。身边尚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儿，还有远方的不知是死是活的儿子，以及他的那个有眼病的妹妹……她揪心一般的疼，揪心一般的无奈。
一宿又一宿的彻夜思考，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的她以一个共产党人对真理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和湘妹子的倔强性子，给自己立下三条原则：一、一定要找到党，回到“母亲”的怀抱；二、除去做工挣钱糊口和抚养儿女外，绝不给国民党做任何事；三、不再结婚，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为爱人守护他们的纯洁爱情。
她认为，她与他之间的爱，是用高尚的理想和崇高的生命与鲜血编织出的世界上最艳丽的玫瑰，这样的玫瑰不应被任何东西污染……从此，她抱定这样的信仰和决心，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旅程。
她把女儿放在母亲家，独自一人外出找党。从长沙到武汉，每到一个地方，她都是先找个工作，而后熟悉周围的人，等待可能出现的“思想进步”的人，而后向他们打听党的组织活动……这是多么艰辛而又危险的事！上世纪31年代初的岁月里，打听共产党，就意味着“找死”——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这个样。但她必须这样，否则她将一生无望，更对不起爱人的他……
她更名改姓，当过电信局接线生，做过捡烟叶的临时工，帮人养过蜜蜂。在做接线生时，她听说有个平江人的勤杂工李嫂，便出钱托李嫂回老家平江找找红军。可李嫂一走便杳无音信。苦苦等了几个月的她，只能另想办法。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她让大弟弟到苏区走一趟，并且给他写了一张纸条，缝在弟弟的帽子内。那纸条上面写着：“项英收，章蕴托。”她知道红军里有个项英知道她爱人李耘生，那样就会派人来找她。
她这么想，可大弟弟最后连到苏区的机会都没有。又是一次失望的寄托。
其实，这时的党组织也在到处寻找她。1936年秋的一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到她身边，悄悄地说：“请你今天到某某地方去一下，有人要见你。”
她根本不认识这人。但为了找党，她必须冒一次又一次的险。这回，她没有失望，来找她的是中共湖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叫袁仲贤。袁是黄埔军校出身，曾任解放军三野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代外交官。
“从现在起，你回到党组织来了！”袁仲贤的一句话，让她热泪盈眶。那一刻，她纵然有千言万语，竟只说了句：“请组织相信我，快分配我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工作吧！”
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当年的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怀着如此崇高和坚贞的信仰。
从此，她就是一团革命的火焰，一颗革命的种子。走到哪儿，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
在湘潭，她仍然以“接线生”的身份努力工作着，国民党党棍自以为嗅觉很灵，却不曾想到新来的女接线生竟然是“共产党”！甚至在“三缺一”时的麻将牌桌上，她常常成为“搭子”，无意间，她获得了警察局局长口中吐出的许多重要情报。
她来到了新四军剧团，在江西到苏、皖、沪一带的敌后进行宣传鼓动。那些大城市里生活惯了的女团员们不适应艰苦生活，她成为了她们的大姐，帮助小姐妹们克服一个个生活困难，甚至在遇到日本鬼子时，她的枪法多次掩护了战友的安全。剧团团长朱克靖是位1922年入党的老资格革命者，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同志，但中途因与党失去联系数年，后重新回到组织后在剧团工作。章蕴始终将他视为可靠的战友和兄长。1947年，朱克靖在给国民党策反工作中被敌人杀害，牺牲在雨花台，是我党英雄烈士中官职比较大的一位杰出同志。在朱克靖困难的时候，她给予了他积极的支持与帮助。
很快，她以专注、专心、专业的奉献，在新四军里成为大名鼎鼎的“女三杰”之一，另两位是邓六金（人称红军老妈妈，走过长征的老战士，曾庆红的母亲）和李坚真（走过长征的女战士）。章蕴的年龄在“女三杰”中居二，故人称“章二姐”。那时新四军辗转到苏中地区，当时担任中共地下党东南局青年部长的陈丕显才是个十八九的小青年，“章二姐”不厌其烦地教小弟弟陈丕显如何做地方百姓的工作，像爱护自己的亲弟弟一般。后来，陈丕显成了她的领导，她仍然无时无处不像照顾亲弟弟一样爱护着他。即使几十年之后的“文革”期间，陈丕显被打倒的日子里，她仍义无反顾地亲自烧上一碗菜去探访失去自由的“弟弟”。陈丕显因此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从组织上，我是她领导；从思想上讲，是她帮助我。”新四军的老战友们，只要见到她，都会亲切地称她“二姐”。
敌后的反“扫**”和反“围剿”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便在这样随时可能牺牲的生与死战斗之中，她依然没有忘记爱人的他最后留下的话：“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俩人分担，以后只好由你一个人来挑了……”当年她和他一起在城里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房东，因为“通共”也被关进监狱，李耘生在牺牲前曾让其带过一封“家书”。房东后来怕麻烦，将唯一的遗物焚烧掉了，但却牢牢地记着上面这句话。
爱人的话，凝成简洁的四个字便是：一肩双担。
她将此作为对烈士丈夫的全部的爱的承诺誓言……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一肩双担”的她，正式向组织申请找回自己的儿子、烈士的遗孤——晓林。
几经周折，15岁的晓林出现在母亲面前。然而她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又小又瘦，发育不健全……
这怎么可能是我那活泼的儿子嘛？她缓缓地走近孩子身边，轻轻地挽起他的裤腿，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十分熟悉的橄榄形疤痕……不错，就是我的儿子晓林！
她一把抱住瘦小的儿子，泪水一下子浸湿了孩子的小胸脯……“妈妈让你受苦了！”她哽咽得说不出话。孩子一直在爷爷身边，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小农民，她决定把他带在身边，要让他成为他革命烈士的爸爸一样的大男子汉！
在奔向延安的路上，她骑在马背上，让自己的儿子也骑上马，与她一起奔向延安……
参加完延安的会议，她重新回到苏南地区，出任苏豫皖地区党委副书记，参与粟裕将军的解放战争。夺取城市胜利，成为“三野”解放军的一大任务。城市需要妇女干部，她被指令出任妇女干部学校校长。那正是一个大学校，光人数就达一万多人，于是她也就有了“女军长”的称呼。新中国成立之时，陈毅将军把她领到毛泽东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三野的女军长。”
毛泽东笑呵呵地把手伸向她，然后幽默道：“那你们为啥不给她授衔？”
领袖的一句话，笑翻了那些驰骋战场的将帅们。
1949年5月26日，她一身戎装，随部队走进了她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大上海，奉命接管国民党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中共华东局妇委书记兼华东区及上海市妇联主任的她，开展了一场特殊的上海妇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