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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一团雪绒绒的小猫，在正午的阳光中懒睡，享受生活得意的滋味，这是我离开长春的美好感觉。
躺在卧铺上，我开始想这两天来到长春办事的过程，非常满意自己的这次长春之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不断努力，刻苦认真地学习做生意，一定会成功的。这次和吉林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的接触、谈判，更加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感觉自己的接受能力，适应能力都很强。接触人也没有陌生感，只要意志坚强，努力拼搏，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就能立足商场。
有了上次的广州之行，所以这次一切都非常顺利。自己也不再被售票员看成是老土了，一路顺风，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到达了广州。
下车后，我直接去找姨丈，把长春的玉米一事和姨丈谈谈。我打车去了黄沙，找到了姑姐家。
“姑姐！”我敲开门。
姑姐脸色一下子阴下来，她问我是不是又来找他弟弟？
“姑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金辉，刚下火车。不知姨丈他现在在哪？是不是回家了？”我惊诧姑姐的态度。
“你还来找姨丈呢？”姑姐非常生气地说，“他的老婆来后听说了你冒充她的外甥女，已经跟他闹翻了天，早就回东北去啦。”
意外的变故，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我们不欢迎你这个冒牌货！”姑姐的话尖刻，不，十分的刻毒！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我的心一下子就凉透啦。扭头跑下楼，打车回到了广州火车站。
先前在火车上还暖暖春意，转瞬间，骤然降温，大雪纷飞了。我忽然感到彻骨的寒意，是人情的炎凉啊！
落差太大，自己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天昏地暗，感觉到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我坐在南方火车站前的广场发呆，眼睛早已被泪水模糊了。
“是不是想住宿呀？”过来一位接站的老伯，他看到我拿着包，对着车站发呆，走上前来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
住宿？当时我灵机一动，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
我抬头看看接站大伯，长相很善良，不像是坏人，就点点头。
“是不是从北方来的，到广州来办事的？”大伯说。
我问，“旅馆在什么地方？多少钱一个晚上？”
“我们是白云区党校招待所，原来不对外的，现在改革开放了，招待所才对外营业，住的人也很少，在广州动物园边上，坐6路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区党校招待所，党校还是令人信任的，我决定跟着大伯去住宿。
大伯很热情，边走边告诉我，他们党校非常安全，住的人都是北方人，长住的多一点，吃饭有食堂等等。
我心里杂草一样乱，他说什么也没在意听。自己最关心的是怎么和香港的那位叔叔取得联系。
“大伯，广州和香港能通电话吗？”
“能，当然能，”接站大伯马上说，“在党校住下后，到农林下路的邮电局去，可以打国际长途的，不过话费很贵的。”
能打长途电话，我心里就有了点希望。
我当时太天真了，不懂香港人做生意手段和方法。用东北人的实在劲儿去跟香港人打交道，看来是失败的。根本还没有能力去识别商人的奸诈狡猾和商场上的风云变幻。现在想起来，倒是觉得很可笑，也很正常。可在当时，作为一个刚涉足商海，抱着满腔热血，一直做着美梦的我，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差点就没去自杀。
我跟随着接站大伯，坐了几站公共汽车就到动物园站，下车步行，沿着动物园边上往前面不到二百米，看到了白云区党校的白色牌子，大铁门紧紧地锁着，旁边有个小铁门开着，只能容下一个人出进，里边是个大院，三面都是楼房，可能一栋是招待所、食堂，一栋是学习的教室、礼堂、会议室和车库，另一栋可能是党校的宿舍楼。
进到院子，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大伯把我带进招待所，进了一楼，看到了服务台，大伯用广东话和服务台负责登记的讲什么，自己也不懂，讲完后他告诉我办理住宿手续，他就走了，可能又去接站去了。
那时住宿手续简单，没有身份证，只是在登记本上写上姓名、籍贯、到广州干什么、要住几天，交上押金就行了。
我想，自己还是包间房吧，身带两万多元钱，自己住一个屋安全些。我问清了房价，交了两百元的押金，开了一套双人房，有卫生间、淋浴器，一天宿费是二十六元。
办理完手续，服务员送我坐电梯到了六楼，为我打开了六○八号房间，我看到房间也和宾馆差不多，有两张软床，一对单人沙发，茶几、写字台，还有墙壁柜，可以挂衣服，放包用，电视柜上面放着彩电，茶几上放着暖瓶，茶杯，烟灰缸。还有一部电话，可以打广州市区之内的电话，真的又便宜又舒服，还清静，可自己无心来欣赏这些，服务员告诉我到哪儿打开水，食堂几点开饭，就离开了房间。
稍事休息一下，我拿着香港叔叔的名片，带着几百元钱下楼去了。服务员告诉我门口有三轮车，坐到农林下路邮局给他两元钱就可以。
出了党校招待所的大门，按服务员所说的坐上一辆三轮车到了农林下路的邮局，付了车费，进邮局去打长途电话。
因为自己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问邮局营业员要打香港电话怎么办手续？
营业员告诉我先拿个单子，填好电话号码交上五十元钱押金，坐在凳子上等候，接通了电话后，广播会叫你的。
我按营业员告诉的拿了单子，填好香港电话号码，接电话人，和自己的名字，交了五十元押金，就坐在凳子上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