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语（第4页）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接她的电话，听到电话录音机里她的声音，听到她们夫妇邀我去烧烤，去看画展，也不回答。直到我离开这个城市那天，才在机场见到她拉长着的一张脸——据说大头又到外地画剧场布景去了。她拿出一个手表式血压计和两瓶le，往我的旅行箱里塞，是我一直要给母亲买的，总是没找到我要的牌子，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的，是从哪里知道我还没有买到。看见我的箱里乱七八糟，她不由分说把箱子拎到一边去，把所有东西翻出来，重新整理一遍，使箱内立刻浅了一截，两个纸袋里的东西也全都合并进去了。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默不吭声。
她告诉我到了汉城以后如何找汽车，如何找旅馆，如何联系她的一些朋友，像一位母亲要送孩子出行。
“给我来电话吧。”我终于向她伸出了和解的手。
她啪地一下打掉这只手：“不给你这个毒人打。”
她转身而去，再也没有回头。
这就是我在美国一次夭折了的革命。因为这段经历，我和苏珊·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革命”这个词，好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得小心避开。
暗语六：错误
我前面说过，鲁少爷曾把儿子过继给一户周姓人家，几年后又去要了回来，赖掉了过继时的承诺。这个周家白养了孩子几年，也不要补偿，是一户好心人。
周家的男人叫家瑞，也是我的一位同学，这些年混得不太好，在单位上被解聘待岗。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碰到党员开会还得去。他喜欢开会，珍惜自己开会的权利，总是乐滋滋地来到会场，捧着一个自带的大保温杯，满满泡上色深如酱的浓茶，又颇繁地给熟人们敬烟，连新来的勤杂工也受到他的款待。他听领导传达什么精神时无精打采，一见讨论时间到了，就睁开了眼，抢着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咳嗽三声，提上丹田之气，照例从猴子变人说起，展开他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谈改革开放中的否定之否定，谈列宁、斯大林一类领袖人物的功与过，顺便对某些时下的荒谬观点给予批驳，说那些观点一派胡言正在搞乱全国人民的思想。只是他提到的文章总是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从哪些媒体上读来的。
有一次他说明了来处，是《农村百业信息》。
他发言时间总是太长，话题又总是太大和太远，让领导和同事们有点着急。有次他上厕所去了，领导大喜，说趁家瑞不在，你们有话就快说，不然就没机会了。
人们都得从他嘴里抢时间。
他的理论体系当然来自在区委宣传部的三年经历。当时他革命家庭出身，下乡不到半年就调回城，在机关里当上理论干部，成天给别人讲马列主义，也是领导信任的笔杆子，可以抽两毛线一包的烟，是同学们中最有出息的了。很多人都请他帮过忙，比如办病退回城手续，比如借点钱粮。他对这些事都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笑眯眯地成人之美，说朋友么，这些都是小事，小事，不足挂齿。鲁少爷后来能够把过继了的儿子又要回去，也完全是靠了他这一片热心肠。
他老婆倒是气得摔东打西，说白做了几年保姆，白给人家开了几年饭店旅馆，哪见过这样的不平事？我看你一脑子猪粪，老娘跟上你算是瞎了眼。
老婆梦月敢骂他，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在那以前，她父亲是反革命分子，三个弟弟读书，其中一位还因犯罪而劳教，全家就靠家瑞一个人接济，他党政干部的身份，也足以让街坊邻居不敢对梦月一家加辱。要不是这个原因，一朵鲜花怎么会插在他周家那堆牛粪上？——梦月说这话的时候，娘家境况已有好转，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弟弟也从劳教所回来了，她自己还在某招待所找到了工作。相比之下，家瑞倒一步步走了下坡路，成了个待岗人员不说，才四十出头的人，常常一顶黑色呢子便帽耷拉在头上，人家穿短袖衬衫的天气，他就毛衣棉袄上了身，成天笼着袖子，时不时还要咳一轮，咳到空张着一张大嘴有涎无声的时候，就像要一口气憋过去，有生命危险似的。总之，他怎么看也不像是梦月的丈夫而像是梦月她爹。两口子结婚二十年了也没生个娃，其中原因是什么，人们一看他夏天的大棉袄就大体明白。
他倒是很硬气，穿着夏天的棉袄还是很勤快，待岗以后也不找单位上的麻烦，声称党员就要带头自力更生。有一阵子，他居然有一部砖块似的移动电话，经常站在院子里，向广东或上海联络，找他的“徐总”或者“王总”，要那些徐总或王总赶快发货来，要那些徐总或王总在金海岸一类酒店等着他，不见不散，醉倒放人，气势很是威猛。他家门口堆放过一箱箱山楂汁，一件件根雕，一台台电动减肥器，还堆过一些写废了的信封，但堆来堆去，没见他发什么财，甚至没见他把旧呢帽换一顶新的，面对他人的询问总是含含糊糊，说生意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的。
或者说：正在操作，下个月就差不多了。
有一次，同事看见他在一个小杂货店里喝着茶，与店主谈生意，凑上前去一听，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一开口就是四亿美元，说要把省政府连同邻近的公园和郊区全都承包下来，与日本一家集团公司共同开发，在那里再造一个香港。这事你参不参加？参加就好，等你的资信证明一到，我们就签合同，下个礼拜就签，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他让旁听者们惊喜不已，对这个城市的远景充满憧憬。只是在谈完以后，他低声找店主借钱，十块，就借十块钱，要打个的士回家。
没有十块，八块也行。
他说梦月那臭婆娘，早上掏了他的腰包。
他在外面大骂梦月，骂她一个文盲更不懂国家大事，好多大事就坏在这个臭婆娘手里。真要回到家里，他无论文武都不是梦月的对手，总是被打得长发落下来罩住了眼睛，呢子帽落了地，最后捡起帽子落荒而逃，到亲友那里借宿。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梦月的墙外开花也不使人们感到太意外。事情是邻居们发现的。当时招待所的领导还干涉这种私事，找梦月严肃地谈过话，希望她检点一些，这个么，人多嘴杂，人言可畏，这个么，最好不要让人家有什么闲话可说。领导大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梦月坦白，更没有要她坦白错误的细节，倒是她自己兴致勃勃地一说不可收拾，说她确实犯下大错误了，说她真是没脸见人了，说那个家伙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大色狼，又摸她又咬她，如何解她的裤子，如何架她的大腿，害得她几天来还全身酸痛……点点滴滴全不遗漏，绘声绘色地全盘托出。她说得领导面红耳赤，说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们不是要我检查错误么？我这就是深刻检讨，希望领导帮助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呵，今后做一个好同志呵。刚才我说到哪里来了？”
她一脸沉痛准备接着说她的短裤。
领导和秘书都吓得手忙脚乱夺路而逃。
显然，梦月对自己的错误是严肃的，而且有点莫名的亢奋，你看看，她一犯错误就有这么多人来关切，就有这么多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就有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物在她面前躲躲闪闪结结巴巴以至慌不择路地逃窜，哪个女人能有她这样出人头地？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是值得人们关切的，衣服挑选得更讲究了，脂粉涂抹得更浓厚了，面色红润眼光发亮均前所未有。只要碰上愿意停下来谈谈话的，她不论男女见面就沉痛，就要检查和反省，一直说到她的短裤。有一次，她逮住招待所新来住店的一个采购员也说，说得对方迷惑不解，继而走火入魔，把她往**拖，结果挨了她一巴掌，听到她哭着跑出门去大声喊“抓流氓呵——”
奇怪的是，错误不仅成了她乐此不疲的话题，也成了她丈夫家瑞的话题。家瑞后来没什么事干，成天在宿舍院子里转游，见到男人，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就很负责任地凑上去忠告：“要注意呵，要注意，你们要注意那个狐狸精呵。你们与她说话，千万不要关门；你们骑自行车，千万不能让她搭上来。你知道么，她的手是要**的……”你要是觉得这种忠告太好笑，他就会惊讶地瞪大眼睛：“你笑什么？你不知道她是犯了错误的？这全院子的人都知道呵。”
如果你愿意听，他就把梦月错误的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你。他当然会说得咬牙切齿，显示出一个丈夫的愤怒权。他还会把老婆的错误一再夸张，比方把她的失身说成她的勾引，把她的半依半就说成她的纠缠不休，把她的一念之差说成她的来者不拒，把她的一件事说成三件事甚至五件事。总而言之，他似乎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家婆娘不是一个家伙，是十足的**，天下第一破鞋，似乎恨不能让全社会都来痛恨和关注他家婆娘的下半身，都来警惕和提防他家婆娘的短裤——这正是他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的责任所在，是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完成的使命。他对院子里的小孩也一再加强教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要他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学一学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要理睬那个梦月阿姨，不要跟着她看电影，不要让她来帮着洗澡……总之要千万小心，提防化妆成美女的毒蛇。
他与老婆的吵架与打架当然不可免，甚至成了院子里的定期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的电视台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下雨更没有打雷，那么九点钟以后，电视黄金时段过去，院子里比较安静，适于声响的远距离传播，事情就可能开始了。最先是咣的一声，惊天动地，想必是一个花盆摔下楼了，或者是一个饭锅砸下楼了，算是大幕开启前第一道铃声。再过一阵，过了剧院里第一道预铃和第二道预铃之间的时间距离，院子里又一是一声巨响，同样惊天动地，大概是一个水瓶或一张椅子从天而降粉身碎骨。到这个时候，气氛已经笼罩，情绪已经充盈，前奏已经铺垫，阵仗已经铺开，男声与女声就按部就班地开始出台。他们的对骂声震全球，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无非还是以错误为主题，延及各种不堪入耳的细节，也延及祖宗或者国际时势，使他们这一出保留剧目总是演得声情并茂多姿多彩。骂你的棉花条二黄导板，咒你的敞篷车西皮摇板，揭发你一贯**猪通狗二黄快板，举报你从来是牛睡马眠西皮回龙，声调忽儿高亢入云，忽儿低回落地，所有的**词语都从字典里跳了出来，倾泻到地坪里四处飞溅，溅到了墙上和瓦上，溅得门窗和玻璃颤动不已。
内情到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家瑞每次吵架都口口声声要离婚，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看来还是舍不得定期与之打驾的对手，舍不得定期进行的口头色情大厮杀。而梦月每次吵过以后倒显得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目光灵动飞扬，第二天出门时可能还哼出小调，步子很有弹性地踏得一颠一颠，浑身洋溢着一种满足后的快感，让旁人暗暗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