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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大川在大学里崇拜者如云，其中有一个小同学，成天屁颠屁颠地跟着他，见他上食堂就帮他洗饭盆，见他上澡堂就帮他提水桶，对他的任何说道都洗耳恭听，不时往小本子上记，就像我当年一样，是个十足的跟屁虫。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这两人竟然越来越像：大川剃平头，跟屁虫也剃平头；大川戴墨镜，跟屁虫也戴墨镜；大川是军呢裤配老头布鞋，跟屁虫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军呢裤和老头布鞋。到最后，大川走路占地方，八字步两边甩，著名的三大动作：叉指（五指张扩）、揉肝（掌捂肝部）、上刑场（挺胸如刑场上的烈士），全被跟屁虫学得惟妙惟肖，足可以假乱真。两人就像不同体积的双胞胎，像一对几何相似形——只是跟屁虫小了一个型号。以至同学们有时会把他们弄混，最后干脆以“大川”“小川”相区别，这样方便。
大川对小川的全面模仿不免有些疾首。“他们叫你什么？”
小川讨好地嘿嘿笑着。
“你老是学我做什么？”
对方还是笑。
“你怎么也戴墨镜？”
“朋友碰巧送了我一付。不要紧吧？”
“摘掉！小小年纪戴什么戴？”
“好，我摘！马上摘！”
小川摘下墨镜，等到大川远去，又情不自禁地戴上。大川发现过这种阳奉阴违，曾大光其火，指着他的鼻子骂过一场，决不允许他亦步亦趋。同学们都觉得这场责骂十分奇怪有趣，就像一个人正在对着镜子吵架。
小川从此更加小心，每次远远地看见大川，就赶紧摘眼镜，等大川过去了再一切恢复原形。他似乎决心不让大川独占大川的形象，决心在学校里复制出另一个大川，上演一套分身魔术。他肯定从人们的眼光里，看出了对大川的一份另眼相看，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很自然，他的一切观念也必是大川的传声筒，包括从武术教学中分析出国粹主义遗毒，从拒交作业一事分析出独立自由精神，从一次AA制吃饭分析出现代商业道德对于人性解放的伟大意义，还有对门第意识的大加辩护——虽然自己毫无门第可言，只是一个保姆的儿子，既没有大川那位读过燕京大学又出任过共产党高官的父亲，又没有大川亲戚中那一堆将军、教授、大夫、外交官。
大川是一个想大事的人，每做一件事，都牵涉到大形势和大意义，都能说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理论体系，都值得整理到某本历史大事记里去，因此更让小川觉得不同凡响。他跟着大川生活在历史大事记里，生活在未来亿万人们可能的关注和敬意里，肩负着历史责任地吃饭，洗澡，上厕所，丢钥匙、拍蚊子，还参入过一次学潮，那是我后面还要讲到的事情。在这一切不平凡的事件过程中，小川有过无数的观念，却从无真正属于自己的观念，只不过是把观念当作了平头、墨镜、军呢裤以及老头鞋之类的东西，一切向大川看齐，包括看重门第的前卫观念也来自一种模仿，模仿他比较高看的某种社会身份和生活姿态——即便一位保姆的儿子如此学舌让人奇怪。
这当然使观念的起源真相更加奇诡难测：观念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吗？观念是利益追求的产物吗？很多前人就是这样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相信屁股指挥大脑，利益决定观念。“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就是这一原则的中国化解释。这样说并没有说错。只是这样说需要一个理想条件，一个预设的假定：观念产生于理性思维过程，而每个人都是“利益理性人”，在一个社会共约的利益标尺之下，能清醒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小川的各种观念与理性无关，与利益无关，或者说模仿强者就是他全部的理性和利益所在——哪怕他现在和将来都可能当不了强者。类似的情形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男权至上的时候，很多女人也可能瞧不起女人；重农轻商的时候，很多商人也可能瞧不起商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候，很多地主和资本家可能真心实意地自惭形秽，我在前面的《忏悔》中写到某位小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反革命罪犯的家属，对一切黑五类家庭的学生更多歧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大张旗鼓，比工农出身的一些同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可能有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但某些主动表现完全超出了必要限度，只能说明她似乎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跟上社会的主流，分享主流腔调那里的安全和荣耀。在这里，他们的意识观念完全不能用他们的利益理性来给予解释，无异于黄瓜藤上结出了南瓜，什么阶级（或者其它群体）偏偏不说什么话。
观念并不等于行动，不等于胜券在握的行动，不会立即对利益造成实际的增减。如果每个人说了就要做，做了就会成，当然就不得不仔细掂量言出行随的后果，也就不得不更多理性计较。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行动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改造社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观念只是说说而已，怎么说都不会使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更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不入时的话？为什么要像一个卑贱者或倒霉蛋那样说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更像一个电视、报纸、广告一类传媒中的上流人物不是更好？操一口上流腔调不是更容易搏取听者的另眼相看因而有利无弊？于是，观念逃出了利益的制约，或者说与体面、认同感、安全感等更广义的利益发生联系。服装、家具、建筑等方面的“高位模仿”现象，同样显现在观念生产的流程中：弱者不会自动确立弱者立场，恰恰相反，倒会在有些时候甚至更多时候，循着一种心绪复杂的向上眺望，努力复制出强者的立场和社会主流的立场。胜利的威仪、震耳的欢呼、炫目的财富、高超的技术、美人的倩影、浪漫而奢华的享乐……一切存在于社会上层的触目具象，组成了五彩之梦，潜入人们含混暧昧的大脑皮层，常常于不经意中指引了思考和言说的方向，使之完全脱离利益理性的引力。
在这里，观念是逻辑的产物，更是想象的产物。文字里隐藏的具象，一再助产人们在社会交际中意在寻求自我优越的身份梦游。马克思所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藉此才可能扩张到被统治阶级那里，最终扩张为全社会“统治的思想”（见《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政治领导权”，藉此才可能扩张成为统治者手里的“文化领导权”（见《狱中笔记》），让很多弱小者在大众性的身份梦游中放弃思考与抗争——他们命运未变口吻变，对豪强人物的观念揣度往往惊人的准确，模仿出来轻而易举而且惟妙惟肖，有时甚至不惜来一点变本加厉，让自己虚妄的身份满足感更加其乐融融，当然也让豪强人物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更加牢固。
这里还没有考虑到另一种梦游，即改换赢家而不变更规则的改朝换代，虽以抗争的形式出现却仍是实现“高位模仿”的另一种跟潮和附势。
也许只有灾难降临而不得不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根本性社会改革可望成功的时候，身份梦游的言语游戏才会嘎然而止，观念才会回到利益理性的实地上来。
我不知道大川是不是明白了这一点。他已经公司破产，股票走水，汽车变卖，甚至穷得有时连电费都欠交，但他还有住房，还有碗饭吃，因此仍心气十足地热爱着自家的门第以及“贫富分化”和“弱肉强食”的说法，仍然振振有辞地视一切打工仔和失业者“穷得活该”——尽管自己就是一个失业者。在他经常去看报的街头阅报栏前，谁批评资本主义他就跟谁急，谁批评美国总统他就跟谁急，似乎他的股票只有靠着美国总统来解套，似乎投机资本集团不会惦记圈钱暴利而会惦记着怎样让他这样的穷人交上电费，不会去忙着拉紧贪官污吏而会急着请他这样的书生去民主参政，造成了很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仍然是他的大好机会而不是他的危险——他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戴上了老花眼镜，学过的一点计算机语言早已过时，眼下连IP、WEB以及代理服务器是什么都茫然无知，给跨国资本打工的资格其实都没有了。
他几乎不同亲友们来往。小雁回国来看他的时候，在餐厅里受到他接见，算是有大面子。小雁知道不能与他像当年那样谈时势，否则就会当场大吵，一个美国有钱人忧心贫富分化而一个中国缺钱人向往贫富分化，这种争论也太滑稽。小雁当然也深知对方的性格，不会去打听他的真实处境，不会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也不会给他出什么谋职主意，那无异于南辕北辙，只会迫使他更加决绝地拒绝这些机会——同他说话真是得小心翼翼。想了想，只好在餐厅里里谈太极拳和武当剑。大川是这一方面的新星，当然是有话可说的，而且是最乐意说的。他说康某打得臭（大概是他的一个邻居），王某打得太烂（大概也是他的一个邻居），陈老师动作虽说规范嘛但也未得太极的风骨和气韵（大概是一个健身老师），不值一提，他从来就不屑与之为伍。他两眼放光，脱下外衣，露出里面的中式太极功服，潇洒搓揉出几个动作，又略露绝招，一抬腿，右脚踢了个“大梳头”，腿杆直绷绷地贴着右耳，足足保持了半分钟。
旁人稍不注意，会以为他一只手高举鞋子站在那里——功夫十分了得，吓得小雁伸出双手，怕他倒下来。
“这算什么呢？”他自得地一笑，“我现在上五楼从来都不是走，一口气跑上去，气都不喘。”
“你瘦多了。”
“已经轻了三十斤呵，最标准的身材。我现在每天练功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吃一餐半就够，比你们的生活都健康得多。你们承认不承认？”
在场人都说是的是的，说得他笑纹舒展。
只有小雁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说是辣椒给辣了一下。吃过饭，她再次谢谢大川送给她的一幅字，送大川回家，陪着他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走过了一盏又一盏的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