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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术

1990年我和朋友们编过一期杂志，曾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出四十多张人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十来位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足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正确率不足15。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不得不在事后怀疑和痛恨一切相术。事实一再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则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成了“扼杀任何人生努力的符号暴力”（南帆语，见其《面容意识形态》文）。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诸如此类。中国小说也有过脸谱化倾向，比如在我读过的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总是把两扇厚嘴唇安装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运动的肉脂积累，源于沉默的习惯，源于忠厚者常有的木讷，自然成了重诺守信的形体特征。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相术当然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知识极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勾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献给了明主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来没有登堂入室，从来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在有些人那里即便既信又疑，挥之不去，也顶多落下一个“相信与不相信结合”的模棱两可。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称得上美貌，人们也多有怀疑。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

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锺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生理遗传也受制于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的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一群乘客中一眼辩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狱犯。很多有关缉凶过程的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乎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

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无所不知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警探不是术士，他们依据一个人的外形表象锁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也仅此而已，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犯罪只是犯罪，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智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男女良民—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45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

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面容的有目无珠，使人世间一张张义涵丰富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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