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白家馆（第1页）

我的邻居“白家馆

儿童时代有无数美好的回忆，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带我们几个孩子下馆子。那个年代要下次馆子是很奢侈的，只要哪天听到爸爸妈妈喊“今天下馆子”，我和弟弟就会兴奋得翻起脚板就往外面冲，跑到馆子去占位子，这个馆子就是隔壁的白家馆。

白家馆是储奇门码头名气最响亮的馆子。整个下半城白家馆是无人不晓，就连上半城的人，只要是个好吃狗，对下半城的白家馆恐怕也没有不知道的。白家馆门牌是解放西路46号，与《重庆日报》家属大院48号的我家相邻。白家馆是好久开办的？好像还没人说得清楚。只听白家馆唯一后人，与我弟弟年龄相仿的白九说过，白家馆是他爷爷的爷爷白万发开办的，那应该是清朝年间了。

白家馆临街有两个门面，有六扇门板的是大堂，有六块窗板的是厨房。大堂摆有方桌五张，每张方桌都配有四条长凳。方桌与长凳都非常扎实，做工也十分考究，桌子板凳的面子都已磨出了木质的原色。大堂天花板上吊了三副叶子宽大的老式吊扇，面对大堂右边摆了四张桌子，抵拢墙壁是上二楼的楼梯，二楼上摆有四张桌子，靠厨房一侧有一天井通向厨房，天花板上也吊了两个与大堂相同的老吊扇。大堂左边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因前面临街放着齐肩高的收银台，后面就是大堂和厨房的通道。厨房通道口侧面竖立着的两根大木方一直通往二楼的天井，大木方相对平行嵌着两副木滑轨，木滑轨夹着三个木屉盒，一根粗大的棕绳从上端联结着木屉盒，厨房打下手的帮工可拉着棕绳使木屉盒顺着大木方上的滑轨上下滑动，将厨房的炒菜、蒸菜、豆花、冒儿头装在木屉盒里送上二楼，又可将二楼食客用过的碗筷盘碟送下厨房。在那个年代，这副靠滑轨拉上滑下的木屉盒，在我们这些娃儿眼里，那简直就是好看的西洋镜。

靠着滑轨，是一口专门用来点豆花的大锅，白家馆的周师傅藏有从清朝他祖辈传下的用卤水点豆花的诀窍。他点出的豆花，那是又皮实，又绵扎。和豆花相配的调和就更有特点：除了有香香的油辣子、麻麻的花椒面、青青的葱花、白白的味精盐外，还勾了一小勺芝麻酱。就这一小碟豆花调和在没有任何菜上桌的情况下，都会引得食客吞口水。因此，白家馆中午常常打拥堂，都是因为他的豆花。

下半城有钱的人不多，下力的人不少，荷包没几文钱的人每到中午也爱往白家馆里钻，为的就是那豆花。好不容易挤到个位子，就会扯起喉咙喊：“一碗豆花，一个冒儿头，二两老白干，快点！”酒足饭饱后，一边用牙签掏着牙齿，一边又扯起喉咙喊“算账”！一顿饭吃下来角多钱，又经济，又实惠，又舒服，出得白家馆来还舔嘴抹嘴的。他们那满脸发光、心满意足的憨态，在我们娃儿眼里，那些能吃白家馆的人，可都是好有钱的人啊！

报社宿舍院子和白家馆两隔壁，相处这么多年，难免经常磕磕碰碰，少不了有些恩怨情仇。《重庆日报》的报纸都是半夜印刷，印刷工人总是清晨回家睡觉，恰恰这个时候，白家馆开始了它一天的奏鸣曲：砍骨头那心烦的嚓嚓声、垛肉馅那沉闷的咚咚声、锑盆落地那惊心的咣当声、鼓风机那刺耳的轰轰声，全都不留情地倾泻到宿舍院子里来。杨二娃的老汉，报社有名的杨大炮就会光着身子，只穿条短睡裤，踩着两片拖鞋，从家里跑到宿舍院坝头，冲着白家馆厨房吼：“格老子清早八晨的又弄个吵，要不要老子睡觉哟！”杨大炮的大嗓门这么一吼，白家馆的燥杂声自然会突然一下小许多。还有我们宿舍三楼晒坝，是各家各户铺盖毯子的晾晒处，可白家馆房顶的烟囱所冒的黑烟，遇到大河的风向上半城吹，晒坝上还没晾干的东西就遭殃了。宿舍院子最霸气的居委会代表徐妈，就会放下她那根长烟杆，气喘吁吁地爬到晒坝上去，对着白家馆房顶上的烟囱，用她那夹杂着浓浓下江口音的川话骂道：“狗儿的白家馆，我儿你个仙仑板板喽，老娘才浆好的包单，又给老娘弄脏了。”虽然吼还是吼，骂还是骂，但白家馆的生意还是天天继续，中午豆花还是那么卖得，炒菜还是那么可口，人气还是那么火爆。只不过宿舍院子里的人如要去隔壁白家馆端个豆花，杨大炮、徐妈要炒个菜什么的，那分量肯定比大堂一般的食客旺实得多。

20世纪60年代初，猪肉被国家严格定量，白家馆已没什么荤菜卖，清晨也不再砍骨头垛肉馅，杨大炮的吼骂消失了，徐妈的叫骂声也没有了。但白家馆的厨师们仍使出浑身解数，想法把素菜做好，做到极致，以留住顾客。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厨那精湛的手艺，把老豆腐垛细，用芡粉调稠，再加入味精和细盐，然后用汤匙勾进油锅翻炸，炸出金黄油亮的假肉丸子，真让人馋涎欲滴。

1963年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白家馆也有荤菜卖了。杨大炮清晨又开始对白家馆吼了，徐妈也有劲爬晒坝骂了，我家最惊人的变化是父母偶尔也能带我们几兄妹上白家馆了。每次只要父母发话下白家馆，我和弟弟会马上兴奋得像旋风一样冲出去，飞快地爬上白家馆二楼，找到靠天井旁能看木屉盒上下滑动的那张方桌，赶紧把筷子筒筒的筷子抽出一把，在桌子四方摆上六双筷子就表示这张桌子我们占了。

那个年代，我们一家下白家馆吃饭是件很隆重的事情。父亲总是穿得伸伸抖抖，母亲也打扮得整整洁洁，两个妹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我和弟弟平时好动，所以邋遢点，但脚下已穿上了当时盛行的解放鞋。菜由父亲点：一个大份回锅肉、一个粉蒸肉、一个烧白，鱼香肉丝或宫保鸡丁、四碗豆花绝不能少，父亲也最好白家馆那口豆花。我们几兄妹看着用滑轨拉上来的木屉盒，看着店小二将香喷喷的饭菜一样一样地从木屉盒传递到桌子上，喉咙管里早已忍不住“咕儿，咕儿”地吞口水。菜上齐，只见父亲筷子一督，喊声“开干”，我们兄妹便抓起筷子兴高采烈地吃起来，一家人团聚，下次白家馆简直就像过年。

我记得最后一次吃白家馆，是“**”开始后的1966年11月下旬，我大串联回来，走拢家来已是皮包骨。母亲见我回来又是高兴，又是心痛，急忙端起大锑锅去食堂打了七个罐罐饭，又掏出两毛钱叫我去隔壁白家馆炒份回锅肉回来。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到一刻工夫，七个罐罐饭，一大盅回锅肉，被我扫得干干净净。那时一个罐罐饭是二两五，七个就近一斤八两，加上那正宗老字号白家馆美味旺实的回锅肉，这顿饱餐实实令我终生难忘。

好多年后，只要来到下半城路过白家馆，我都要进去仔细看看，找找儿时的感觉。白家馆已物是人非，破败凋零。白家馆后来被拆迁，这个老字号餐馆最终还是消亡了，我和白家馆的缘分似乎还在。或许是当年白家馆对我潜移默化的熏陶，现在我自己在家炒的回锅肉啊、盐煎肉呀、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什么的，那还真留下了当年白家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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