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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轰顶的闪电已经消失，屋内还游**着梦坠云空的残丝，杜聿明一个人呆在指挥所里，昏昏欲睡，醉眼迷离。

炮声与蛙声的交响，蘑菇与野花的叠合，餐桌与沙盘的对称，太阳与月亮的照应……杜聿明感到他失去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人世间给他留下的，是屋外那片刺耳的蝉鸣连同窗帘上晃动着的萎垂的柳条的阴影。

杜聿明已经记不起他是怎样放下话筒的了；他只记得，当时有一股力，强烈的对抗性的力，把他的情绪原封不动地弹了回去，从而逼迫他舒展眉头、高挂笑容，像一个报喜的传令兵那样，口齿清楚地向上峰传达了最高统帅的命令。

白崇禧当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靠在餐椅上，依旧是那副懒洋洋的神情：“那怎么行呢？夏季阅兵刚刚开始，就发生这种事情，国家大事还比不上耍把戏！再说万一有必要变动人事，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呀，要不然军事委员会设什么三部八厅呢……”

徐庭瑶显然被重庆的命令激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蠕动着嘴唇，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几分钟以后，他离开座位，径直走到衣架下面，取了军帽，挎上图囊，然后朝着门外走去。直到杜聿明红着眼眶叫了一声“徐教育长”，他才停步，回过头来：

“我到重庆见委员长去！”

“那也好，你稍等一下。”白崇禧向徐庭瑶招招手，“我写一封信，你带呈委座，请他千万收回成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呵！”

徐庭瑶走了。戴安澜送他去全州还没有回来。白崇禧正在隔壁午睡，不时传来轻微的鼾声。只有杜聿明原地未动，坐在方形餐桌的侧旁，托着圆圆的脸腮，远远地望着那部电话机发愣。

电话是军令部打来的。

杜聿明突然想起，去年保卫武汉战役之前，他也像今天这样，直接收到过军令部的电话。电话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开始，军令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第二百师放在武昌小洪山背后，作狙击日军用，希望该师做好准备，待命出发。

杜聿明回话说：“战车作战有生地和死地的讲究。如果将国家仅有的战车，用于崇山峻岭之间，势必要造成机械化部队全军覆没的危险，请考虑另选使用地区。”

军令部的话筒“砰”地一声放下了。

事过不久，杜聿明听徐庭瑶说，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最高国防会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当着蒋介石和何应钦的面，拍了桌子：

“国家建设机械化部队，花了多少钞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此处不能用，彼处不能用，究竟有何用？”

于是，一年以后，第五军演习指挥所里“吱吱”的电话铃声，应该是军令部上次电话的回响。这样想时，杜聿明似乎在茫茫的雾都，找到了匕首一般的电线杆，看见了绞绳一般的电话线，只要能够推倒，只要能够割断，他愿意豁出命来干！

杜聿明从腮边放下双手，轻轻摇了摇头。事情是明摆着的：打电话的是军令部，下命令的却是蒋介石啊。

壁头高挂着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和军用地图一样，杜聿明走到哪里，就把照片挂到哪里，当过他的副官的人都晓得，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国民党文武百官中，趋炎附势者有，慑于**威者有，但是杜聿明不同，为了对蒋介石的爱，他险些丢了性命。

那是宁汉分裂时期的事情。“四·一二”事变之后，武汉各革命团体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在此起彼伏的“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中，杜聿明蜷缩在会场角落，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三连连长的身份，煽动他的士兵陆续退场。结果，当他自己回到学兵团驻地南湖的时候，却被恭候在那里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囚车带走了。

杜聿明在牢房里心神不定地呆了两个多月，就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已经打到离武昌城只有三十里的纸坊镇那天，他的一个部下混进监狱对他说：“明天早晨将要处决全部犯人。”当天傍晚，杜聿明果然领到一份有酒有肉的“死饭”。再不逃跑就完啦！他慌忙拿过部下送来的螺丝刀，把铁窗上的一根栅栏上下凿空，取下栅栏。纵身跃上窗户，轻轻探出头去：窗外是一块荒土，窗户距离地面充其量只有三米，但是，墙根下面有一个岗哨，横挎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杜聿明松手滑下身子，瘫倒在床沿，发出绝望的呻吟。三更时分，他突然听见一种类似虎啸的声音，惊恐之中，回首铁窗，只见方才还是繁星闪烁的夏夜，瞬间就变作泼墨如洗的云空。啊，那是雷鸣！尽管来自远山，而且十分低沉。

杜聿明慌忙翻身下床，对着窗外，打拱作揖，然后退了一步，双腿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国父啊国父，倘若先生有在天之灵，务请保佑我一场倾盆大雨！”

雷声由远而近，愈来愈响，不一会儿，果然是雷鸣电闪，暴风骤雨。杜聿明喜出望外，翻出铁窗，跳下高墙，踉踉跄跄直奔汉口，在部下家中小住数日，侦知缉逃之风已过，便化装成商人模样，离汉赴宁，顺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