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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伧却认识周恩来。20年前，在国民革命军攻打淡水战事正酣的日子里，他便认识了这位雍容镇定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然而，真正从内心深处了解到周恩来的进攻型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所拥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却是四年前“中条山战役”以后的事了。
1941年春夏之交，为对国民党军队施加军事压力，日本华北方面军经大本营批准，向中条山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在华北的桥头堡，驻有两个集团军16个师25万人的兵力。
但，这些兵力却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军队的。因此，在没有军事准备，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着日本华北方面军6个师团合计5万人马的突然进攻，除少数部队稍事抵抗外，其余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这时候，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远在豫西和豫东，无法增援；潼关以西第十战区的军队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按兵不动；第二战区在山西的其他部队，则以种种借口自保实力，无以为救。
倒是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的第18集团军所辖部队，危急之中，奋起抗日，有效地扼止了日军一部朝白晋公路的突进。虽然如此，日军大部仍在几天之内占领黄河各个渡口，并对山区各地进行多次篦梳式扫**，以致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丧师竟达7万之众！
得意忘形的日军却嫌不够，在大本营的精心策划下，一个以分化国共关系为目的的阴谋随即付诸实施了：从日军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传单上印好的不是“东亚共荣”，而是就“中条山大捷”写给日本天皇的奏折；奏折里炫耀的不是“武运长久”而是中国军队失利之“分析”：
“对于驻防在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来说，他们实际上有名无实。与共产党军队相比，他们的作战更是极其差劲的。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乘机扩大地盘，他们根本不同国民党的中央军配合作战……”
叶楚伧是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看见这张油墨未干的传单的。如果说，他在前一秒钟尚不知蒋介石为何要突然召见他，那么，望着蒋介石脸上通常只有打了胜仗才有可能浮现的红光，他在心里便顿时明白了一切。
蒋介石故意皱着眉头道：
“中条山战败，引起国内外舆论界之强烈不满。而引起战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老实说，国民党说不清楚，共产党说不清楚，说得清楚的，倒是这张日本人的传单……”
叶楚伧心照不宣地道：
“可惜日本人的传单撒得太少了，能够见到传单的地域也十分有限。哦，我是说，为着挖掘它所蕴藏的政治上的巨大威力，以便让沸沸扬扬的舆论界得以平静下来，我建议，《中央日报》索性以此为据，写一篇社论把问题捅出来，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对中共方面施加的压力也就更大了！”
“捅出来是可以的。但是，用《中央日报》的名义则万万不可。”蒋介石老谋深算地道，“那样的话，中共方面就会攻击中央政府，说我们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便嫁祸于共产党，以致公开对日本人的谣言加以呼应。嗯嗯，不用《中央日报》，又用哪家报纸才好呢？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建议……”
叶楚伧这才大彻大悟了：
“报告委员长，重庆几十家报纸，要办好此事，非《大公报》莫属！为什么呢？其一，它的‘第三者’身份和‘公正舆论’的形象，现在还基本上站得住脚根，所以它方便说话，也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其二，《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是民国二年，我在《民立报》主编副刊时的同仁。只要我提出要求，于公于私，他都是不会拒绝的。”
“那好，那好！”蒋介石眼角眉梢都在笑，“你去告诉张季鸾，《大公报》发表的社论里头，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写，只消把‘第18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这个意思写进去就行了。嗯嗯，我等一下再见见陈布雷，叫他把这个意思告诉给《大公报》主笔王芸生……”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大公报》果然风疾火燎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
然而，不出三天，《新华日报》的《星期增刊》上面，赫然醒目地刊登了周恩来撰写的《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
“我可以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18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日军事磋商，与其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责，第18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井之言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唯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此时此刻，德安里一〇一号会议厅里，第四轮重庆谈判的长方形木桌侧旁，叶楚伧正好坐在了周恩来的对面。不知怎的，他一看见周恩来那大义凛然的神情，便想起了那封信，而一想起那封信，他即令像现在这样低垂着脑袋，也能看见周恩来那大义凛然的神情。
张群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了：
“今日我们就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延期的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嗯，不言而喻，这是两个问题。既然是两个问题，政府方面又来了两位新的谈判代表，那么，是不是请张厉生兄就国民大会问题，叶楚伧兄就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各自首先作个说明？”
瘦小的张厉生连连应声道：
“好的、好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如果还像上次商谈那样，政府与中共两方面仅就相反的理由各自任意发挥，决不易求得解决的。所以双方均应开诚布公，为国家打算，以客观的态度来讨论分歧，庶几可以缩短彼此间之距离。我等若只谈各人方面之理由，互不相让，各执一端，则不仅意见不易一致，亦无补于问题之解决。这便是我要说明的第一个要点。”张厉生摇头晃脑起来，“第二个要点嘛，则是关于国民大会之职权，以及旧代表的问题。国民大会职权，依照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实不过为结束训政，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而已。至于依据宪法产生政府，乃为第二次国民大会之任务。但为提早实施宪政起见，第一次国民大会除制宪外，并行使宪法赋予之职权也有可能。那么，当然……”
“当然什么？”邵力子用胳膊碰了碰张厉生，悄声道，“旧代表的问题，你还没有讲呢！”
张厉生点点头，前言不搭后语地道：
“现在我来讲讲旧代表……至于已选出之国大代表，皆依法经过一定之手续产生为合法之代表。如果现时政府忽然又不予承认，要另行选举，这就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当选之代表，极有可能将自行组织，另行集会。如此一来，更增加了国家之困难，所以，中共方面纵有千条建议，我们也不可不慎重处理。”
周恩来微微笑道：
“中共方面的建议只有一条，那就是各区域内代表名额再增加三分之一，实为补救之办法。既然张厉生兄以为不妥，那么，不知道叶楚伧兄对此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叶楚伧猛地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目光犀利的眼睛，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