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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桂园驱车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月亮已经挂到树梢上了。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一个叫做红岩咀的山坡上，那幢青砖三层楼房，便是他下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
是的，桂园现在只是他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日上午8时，从红岩村驱车进城；至于何时从桂园返回红岩村，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当天在那里的工作了。
毛泽东的住处，在二楼东头的一间房子里。然而，即使深更半夜回来，这里也尚存着一件他为自己布置的工作。那就是接见党内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弄清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热情地鼓励他们的战斗意志，并具体地向他们作出指示。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南方局采取各种方式，已经把诸多地下党员，从川东特委到重庆市委的负责同志，从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到学校、企业界以及社会团体的普通党员，三三两两地在夜间召集到红岩村，由毛泽东接见过了。
今晚出现在毛泽东的卧室里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几位编委。
几位编委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却是在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的当日。那天下午，毛泽东在桂园稍事休息后，便由周恩来陪同来到红岩村，参加南方局、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以及《群众》周刊为毛泽东的来渝而举办的隆重的欢迎会。
为迎接毛泽东，几位编委刚在主楼旁边通往新建的小礼堂的碎石路上站定，这位一口气上了一百多步石阶，从而湿透了衬衣的中共中央主席，就和周恩来一起朝他们走过来了。
周恩来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却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
他伸出一只指拇，对章汉夫道，“你是国际问题学家”；对许涤新道，“你是经济学家”；对胡绳道，“你是哲学家”。轮到戈宝权的时候，毛泽东道，“我晓得你是个俄国文学家，但是不晓得戈公振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叔父。”戈宝权回答说。
“我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中国报学史》。好哇，你有个有学问的叔父。”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道，“不过，你的叔父也有个有本事的侄子。嗯，我也看过你的书。你翻译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还是恩来同志题写的书名哩！”
戈宝权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万不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对他这个《新华日报》的普通一兵，竟然已经熟悉到了这样的程度！
窗外月色皎洁，屋内灯光柔和，《新华日报》编委们端坐在毛泽东的跟前，无拘无束，娓娓道来，每个人都如同坐在春风之中。
现在说话的是章汉夫。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满脸喜色中，倒略挂着一丝愁容：
“主席，自从你来重庆以后，不，包括你来之前，《新华日报》每天都要收到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委托我们转给你的，那好办，我们交到你的秘书王炳南手中就行了。可是，另一部分却是直接写给编辑部的，复信吧，人手不够，不复吧，有悖于我们办报的宗旨。这些天来，我们还真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呢！”
“你们看看，这就是我来重庆给你们惹出来的麻烦！”毛泽东仰面大笑之余，问，“这些来信的内容都有些什么呀？”
胡绳道：“有个小康之家的夫妇两人来信说，我们诚心诚意附上法币壹万元，拟请编辑先生代购美国鱼肝油丸转献毛先生，略表我们对他的一点敬意。”
“我看了成都几个大学生的一封联名信。”许涤新道“信中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了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毛泽东又问：
“有工人、农民的信么？抑或是他们请人代笔写给你们的。”
“我这里刚好有一封。今天下午才给她们回了信去。”戈宝权边说边打开手中的讲义夹，把信递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把信放在双膝上，低着头，弯着腰，从头读来，不漏一字：
编辑先生：
昨儿晚上，听说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了，咱们听着，好不高兴。可不是，这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隔壁吴老先生，是一个前清秀才，胡子都花白了，脑筋儿可并不陈旧，他是你们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总是看见他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你们的报。他说，有些报纸一看就像是皮包里拿出来的公文，尽是打官腔，只有你们的报才敢说老百姓心坎里的话！——咱们把话扯远了，却说这位吴老先生听说毛先生真到了重庆，笑得连嘴都合不拢，连连说：好，好，好！这一下和平有保障了！
说起和平，全中国哪一个人不希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不说别的，平价米就叫人吃得够受了，别说许多人连平价米也吃不到。可是，看看最近以来的事实，真教人急煞。有些人正在摩拳擦掌，那些在反共的旗子下跑去当汉奸的家伙，现在又在反共的旗子下，要来“戴罪图功”了，一场内战，看来就要爆发，中国要是再打内仗，老百姓不死也活不成了。
现在，毛先生到重庆来了，足见毛先生要求和平，真正是从心坎里来的。毛先生是最体贴老百姓的疾苦的，听说毛先生定了一条规矩，凡是军队和老百姓闹纠纷，一定先责备军队。可不是吗，天地间只有有枪的人欺侮没有枪的人，哪有没有枪的人欺侮有枪的人。这样替老百姓着想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人民的疾苦的。咱们相信毛先生一定能替老百姓争取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