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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早早地来了。依然在林园，在三号楼那间会议室，为着继续从上午正式开始了的国共谈判。可是，当习习山风卷去了歌乐山麓最后一抹云霞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也顿时暗淡下来。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那天，他也这样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伫立窗前。当然，那是在他家里，上清寺附近的桂园。当蒋介石乘坐的敞篷汽车，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缓缓从德安里官邸开过来的时候；当爆竹炸响，彩旗呼啦，与人们的欢声大作此起彼伏的时候；当路旁的几十个挑水夫，居然置几十担水桶而不顾，纷纷跑到马路中间举扁担相舞的时候，他开先还只是闭了闭眼睛，以后索性把身体完全转过去了。

是的，如果说抗战结束便意味着内战开始的话，张治中是不愿意看到刚才的一切的。那炸响的爆竹，多么像出膛的子弹；那呼啦的彩旗，多么像轰鸣的炮火；而那相舞着的扁担，简直就是阵地上拼杀着的长矛与大刀……

为着这不愿意看到的一切不再看到，他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一切。

然而，从上午开始，当国共谈判尚未进入实质性内容，便有了好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的时候，他那抑郁的忧虑之感非但没有得到丝毫解脱，反倒变得愈加沉重了。

他自然无意责难毛泽东。用他事后的话来说，“在一九四五年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我第一次到延安（接他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会面之后，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张治中更不能怪罪蒋介石。下午谈判，这位委员长倒是来了。可是，忽儿苏联，忽儿美国，好不容易提到了中国的事情，却是一句“听说润之先生想住到城里面，那又何必呢？这里既凉快又安静，就过夏而言，恐怕重庆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晚饭之前，蒋介石却把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叫到了他的一号楼，就国共谈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布置：

“你们晚上不是还要和他们谈判吗，那好，你们尽可多说一点，话题亦尽可广泛一点，以提高他们谈判的兴致。嗯嗯，当然，同样从今天晚上起，你们需要遵守谈判的三条原则，那就是，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张治中领命而来，却不得不躲在这里唉声叹气：谈判第一天，蒋介石就念下了这几道紧箍咒，往后的谈判，究竟该如何去谈？今晚的见面，又究竟该如何启口？

毛泽东这时正好进来了。

跟在他身后的周恩来倒主动打了招呼：

“文白先生，我们正在找你哩！”

“有什么事情么？”张治中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要是我办得到的，当效犬马之劳！”

周恩来认认真真地问：

“上清寺附近的桂园，果真是文白先生的资产么？”

“产权是孔祥熙系统关吉玉的。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陈诚从关吉玉手上租作官邸。以后我由湖南调来，担任委员长的侍从室主任，由于这幢房子靠近侍从室，所以我又和陈诚商量，租借过来作了我的公馆。”张治中觉得有些奇怪，“恩来先生打听这事干什么？”

周恩来微微笑道：

“毛泽东先生今晚再宿林园，明日便决定住进城里去了。城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在的红岩村十三号，一个是我在城里的办公所在地曾家岩五十号。但是，前者地点偏僻，上下山石级太多，而后者房舍狭窄，二楼又是别人租住。考虑到毛泽东先生的安全，以及会客和活动的方便……”

张治中恍然大悟道：

“住我的公馆，住我的公馆！公馆既为我所使用，我自然有权力让给毛泽东先生使用。再说为了接待毛泽东先生，你们知道的，整个桂园都被我腾出来了。我当时就想过，毛泽东先生倘若愿意下榻桂园，这就给了我天大的面子啦！”

毛泽东朝张治中拱拱手：

“文白先生的隆情厚谊，吾人没齿难忘。只是这借用桂园的事情，我意还得请你告之蒋介石先生。不然的话，他让我住林园，我却愿意住桂园，这岂不变成了我在有意和他作对吗？”

“毛泽东先生多虑了。你是蒋主席特意请来的贵客，只要你愿意，住在哪里都是可以的。”张治中想了想道，“关于桂园的警卫问题，我倒是有必要报告蒋主席，除了由我安排政治部特务营精选出一个手枪排而外，还得请他委派得力人员专门负责才是。”

毛泽东笑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文白先生，我们明天就可以进城去了吗？”

“当然可以。”张治中道，“我还要报告蒋主席，为了毛泽东先生的方便，国共谈判的地点也索性移到城里去。”

翌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大早便来到桂园。

依然是那幢小小的青砖楼房，加上院子，加上楼后北面紧挨着的几间平房，以及楼前的传达室，汽车间，也不过占地一亩左右。门外，四周是稀稀拉拉的竹篱笆，门内，一条狭窄的过道尽头，左边是餐厅，右边是客厅。

毛泽东在客厅中间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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