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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先生，这不是你做的事情……”

女仆把毛泽东的中山服挂在了侧旁的衣架上，然后为他端来了另一杯盖碗茶。

毛泽东这才坐了下去，眼望着客厅里的吊灯、角柜、壁炉、广漆地板，以及其他对于他来说显得十分生疏的东西。

他熟知的是人。不管什么人。

就在张治中走出客厅，亲临厨房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的时候，好几家报纸的记者搭乘着《新华日报》的大卡车追进桂园，拥入客厅，直奔毛泽东而来。

“我是《新民报》记者。”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道，“我能够请教毛先生两个问题吗？”

问题没有提出，这位记者先倒滔滔不绝起来：

“日本投降，胜利地结束了八年来的苦战，同时也发生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时，军事问题掩盖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是再也不可以含糊下去了……”

“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呀？”毛泽东忍不住反问道。

“例如复员、整军、实施宪政……嗯，几乎没有一件不关联着团结，也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

毛泽东点点头：“你讲的是团结问题。”

记者大手一挥道：

“是的，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解决，则胜利的钟声可能就变成内战的警号！要避免这种不幸的结果，自然需要朝野各界的共同努力。但是要问到如何避免，则目前两个最大的政党应该对国民负有特别的责任。”

这位记者看着毛泽东：

“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看。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是两党共同的失败。国民决不会特别原谅哪一方，更不会赞许哪一个政党从这种失败中取利的。国民不能忍耐过去那种僵局再拖延到以后了，客观的事实逼迫着团结问题必须立刻解决，彻底解决，全盘解决！请问毛先生，你能同样抱着这种心情，下一个非趁此谈判成功不可的决心吗？”

毛泽东淡然一笑道：

“我如果没有下这个决心，就不会跑到重庆来了。蒋介石先生倒是哪里也没有跑，你可以问问他，他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记者稍有记录，然后又抬起头：

“我相信，毛先生是不会随便来重庆的，现在来了，当已有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基础。我们固然还不能判断这次谈判的具体结果是怎样，但可以相信，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谈判，其结果的成败对我们国家前途将立刻发生好坏的影响。因此，我们感觉到这次谈判的时机的特别重要。毛先生也有这种感觉吗？”

毛泽东直言以告道：

“我的感觉是你的思路有些混乱。因为基础不是时机，时机也不是基础，特别是和谈判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

毛泽东的话把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女记者逗笑了，笑得格格的，直流泪水。

“我是《大公报》记者。”她递给毛泽东一张名片，“毛先生，我也是湖南人哩。”

“是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毛泽东话题一转，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你们《大公报》的报馆在重庆什么地方？”

“李子坝。”女记者有些惑然。

毛泽东解释道：

“嗯，我在延安经常能够读到你们报纸的文章，这次来重庆，还想寻个机会到你们报馆去看看。你不会反对吧？”

女记者正欲提问，就毛泽东刚才的解释提问，可是张治中大步流星地进来了：

“润之先生，我给蒋主席去了电话，蒋主席在电话里说，今晚八点半，他在山洞官邸设宴为你、恩来先生和王若飞先生洗尘，还望你们能够准时出席为盼……”

“还邀请了哪些人？”毛泽东问。

张治中回答说：

“邵力子先生、周至柔将军以及我，自然是要作陪的。另外，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也要来。哦，对了，美国盟友中，蒋主席还邀请了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