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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没有亲临九龙坡机场。
为着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他让他的侍从室主任周至柔充当他的私人代表，权且表示着仅此而已的“和平诚意”。
此时，候机室的一个角落，这位私人代表正孤傲地站在那里，昂着脑袋眼望天花板。以致在场的一位苏联塔斯社记者在事后的新闻电稿中，把目中无人的周至柔戏谑为“不愧是‘独夫’的代表”。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坐在候机室中间部位的藤椅上，闭目养神。直到贵阳《大刚报》一位驻渝记者走到跟前，递上名片，他才迟钝地睁开眼睛。
“秘书长先生，僵持八年，令全国人民非常焦急关注的国内团结问题，即将由中共领袖毛泽东氏飞临陪都而开朗。就此，你能谈谈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吗？”这位驻渝记者问。
邵力子淡然一笑道：
“对不起，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机场迎接毛泽东先生的。除此而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候机室的另一个角落，交谈的气氛就热烈得多了。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和去过延安的几位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御秋团团围坐，侃侃而谈。稍有片刻，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夫妇也赶来机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相互交谈，也和记者交谈。
“国共谈判，断断续续，已长达数年之久。按照过去的情况看，基本上是由我们这些中间人来回奔走，所以徒劳而无功。这次就不同了，毛泽东先生亲来重庆，双方面对面直接谈判，这就使问题变得单纯起来……”黄炎培对一位英国路透社记者如是说。
张澜接待的是一位美联社记者：
“你问我事前知不知道这次国共谈判的事，我只能如实奉告于你：至今我尚未得到当局的邀请或者通知。就是说，国共和谈，各党各派是否参加，我不得而知。但是，不论我们参加与否，以我之见，只要国共双方开诚布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郭沫若却反问《新华日报》一位记者道：
“我在候机室里，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了。而重庆有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派驻重庆的记者，他们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今天到机场采访的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人呢？”
“就连这少数几个人当中，有的还是《新华日报》约来的哩！”这位记者忿忿然道，“至于原因，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反正越是国民党当局不想要老百姓知道的消息，他们封锁新闻的手法越是严厉……”
谈话间，下午3点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重庆上空厚厚的云层，带着自身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降落在警戒森严的九龙坡机场跑道上。
候机室大门打开了。跑在最前面的是几十名中外摄影记者。或胸挂照相机，或肩扛摄影机，刹时便围着机身排开了半圆的阵势。半圆中密密麻麻地站着美军宪兵和国民党宪兵，他们一面维持秩序，喊叫着要人们尽量远离舷梯，一面横冲直撞，没有忘记为自己占据一个距离机舱最近的位置。
舱门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
出现在他面前的，除了陌生的山，陌生的水，还有一幅陌生的情景：掌声和欢笑声的齐鸣，照相机的“咔咔”声和摄影机的转动声的混响，连同那蠕动的人群当中，闪闪的镁光灯和一眨不眨的目光的交相辉映。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一位与惯常见过的肖像十分相似的人：五十岁出头，身材中上，蓄着浓黑的头发，穿着灰蓝色的宽大得很的中山服。中山服上新鲜的皱褶，皮鞋底下新鲜的尘土，表明他和普通人的心思一样，出门做客，从上到下都要穿得体体面面的。
令中外记者感到新鲜的，却是他开先戴在头上尔后举在手中的考克礼帽。他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很重很重的东西，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毛泽东的这个动作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事后的文章里，有人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断然的决定”，有人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现在大踏步走下舷梯来了。紧随其后的，是周恩来、张治中以及赫尔利。
张治中把站在舷梯侧旁的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他握了握手。
周至柔缩回手去的时候，毫无表情地说：
“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
“很感谢！”
毛泽东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正欲前行，胳膊却被身后的赫尔利挽住了。
“既然频繁的开麦拉镜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就索性让他们摄入镜头吧。”赫尔利顺势又挽住周恩来的胳膊，“这是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长达20分钟之久的拍照与摄影之后，赫尔利抚着八字银须，满意地朝毛泽东点点头：
“这儿是好莱坞！”
毛泽东却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拂的张澜，而且，不待别人介绍，径自迈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