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2页）

“精彩的还是这篇社评主笔大人的感想。”毛泽东朝参政员们摇摇手。继续诵读道：

“中央与中共间的商谈，绵延经年，其间经过。经几度公开，已为国人所共晓。其详细情节，不必备述，而最大的原则是，政府主张统一，中共要求团结。统一与团结，在我们国民的眼光看来，实在是并无矛盾冲突的一件事。我们一个最低调的看法，就是只要自己不打仗，只要自己不内乱，就是统一了。要团结，一个前提：必须妥协。谁都坚持成见，谁都要占上风，谁都不肯妥协，那还讲什么团结？”

“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章伯钧气喘吁吁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统一，需要团结，但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统一与团结，就是说，统一与团结的前提必须是民主。”

“还应当有自由。”毛泽东补充道，“可是我们的主笔大人把我们去不去重庆的自由都剥夺了。你们听听这一段吧：‘为中共计，其政治主张，与其只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只在延安电台上广播，何妨来重庆在参政会席上发表，岂不更多一次发表政治主张的机会？这可算最低调了，为中共计，也还值得。再说六位参政员，殷殷而往，代表参政会的期望也代表人民的期望，为人情计，延安也该给他们六位一些面子，请几位中共参政员陪他们回重庆！’”

“乱弹琴！”左舜生一巴掌拍在膝头上，“早晓得《大公报》如此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们索性就不来延安了。这下倒好，我们拍拍屁股可以走路，偌大一堆麻烦事儿却留给了你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道：

“事情没有这样严重吧。老实说，看了这篇文章，我不仅没有责怪主笔大人的想法，而且没有责怪人家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没有来过延安。既然如此，闭门造车的东西，总是有点儿走形的嘛。你们说是不是呀？”

“主席先生所言极是。”黄炎培频频点头道，“不仅如此，你的气度使我想到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我是来过延安的，后天返渝，也足有五日。而且所见所闻，诸如参观延安市容、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考察减租减息、机关供给制，商品贸易、货币流通、扎工队的互助方式，以及访问劳动英雄，调查文化教育，尤以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无不勾起我奋笔疾书的冲动。所以我决计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延安五日记》。”

冷遹瞟了黄炎培一眼：

“写书是你自己的事。作为六参政员之全体，我们有义务、更有责任把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下来，把中共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建议带回去，这就需要整理一个综合性的《延安会谈纪要》。主席先生，各位老友，你们如果同意我的意见的话，那么这份纪要是否最好请中共方面起草呢？”

回答他的，是整齐而响亮的巴掌声。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好哇，恭敬不如从命。今天我们就把会谈意见综合成文，明日请诸位共同审阅定稿。”

翌日下午，仍在交际处招待所这间简陋的平房，中共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八人和六参政员团团而坐，时而欢声笑语，时而面红耳赤，反正各抒己见，求同存异，从而顺顺畅畅地诞生了这份正式文件。

延安会谈纪要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剩下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毛泽东站起身，郑重其事地把文件交到褚辅成手里，“务请诸位把它代交国民党当局。”

年老体弱，昨日还显得疲乏不堪的褚辅成，此时竟挺了挺胸脯：

“主席先生放心，我们回到重庆之后，将集体面见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