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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媒受挫

回到忠义救国军总部后，文强忽然收到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和一件包裹。

他打开一看，惊奇得叫出声来：竟是他以为已经在日机轰炸下遇难，记忆中早已淡忘的那位萍水相逢的青年女教师葛世明寄来的。

原来，葛世明乘坐的轮船并未被炸，而是顺利到了武汉。她通过文强介绍的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简朴，安排参加了战时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现已毕业分配到上海从事敌后工作。她与在长沙的周敦琬也取得了联系，并从周敦琬处得知了文强的地址，特寄来手织毛衣两件，请文强和刘人奎两位恩人笑纳。

文强喜出望外，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刘人奎。刘人奎自然也高兴万分。

1939年春，文强奉命率忠义救国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履洲、军需处长周家礼组成的视察组，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常州等地视察活跃在游击区的十多个忠义救国军游击支队。为时半年多。

当文强一行视察到了江阴时，在那里的总部副指挥兼淞沪指挥官杨蔚告诉他们，忠义救国军第五、第七两个支队与新四军发生了摩擦，新四军被俘十余人，已经军法审判，由杨蔚批准“就地枪决”。

文强知道杨蔚和五支队队长阮清源都是反共顽固派，对事情的处理显然带有政治因素。他便以大敌当前，不可自相残杀，有问题可向新四军军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调处解决等道理，先说服了视察组同仁，然后以总部视察组名义提出要过问此事，继而说服了杨蔚，将原定的立即枪决暂缓执行。

文强又对新四军被俘人员逐一讯问，查验身份。为首的一名姓蒋的青年军官，自述原为广西部队中的排长，因参加淞沪抗战被日军打散，后为新四军收容，作战有功，提升为大队长。文强查验了他的证件，向杨蔚提出将他们一律释放。

杨蔚与阮清源坚决反对，双方发生激烈争论。但毕竟文强是总部政治部主任兼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又是总部视察组组长，所依据的又是团结抗日的大道理，在当时的抗日**中谁也不好反对。最后，由郭履洲作和事佬，提出折中办法：由文强将蒋某一人保释，带回总部“教育”，其他人员由五支队负责教育释放。

——后来杨蔚与阮清源是否将那些新四军人员释放？文强不再知道。蒋某在文强身边工作了半年，后由文强保荐进入中央军校受训，以后再无联系。

文强一行视察到澄、锡、虞地区时，会到了正在那里的总部联络参谋刘人奎。

文强这时才听刘人奎讲了他年初在江阴与日伪军作战时身负重伤，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刘人奎于上年秋被俞作柏派到江阴任总部联络参谋兼第六支队政训室主任。他经温州到上海转赴江阴，到了以后，才知道第六支队是个空架子，只有一个连队，后来向第五支队借了一个连，才勉强凑成一个两三百人的支队。而五支队则有两三千人，在无锡、江阴一带控制了许多地方，不让六支队插足。

这年春初，日伪军向江阴、常熟一带扫**。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得到情报，先就悄悄撤走了。六支队的副指挥刘希文和许多战士都表示要打，坚决不撤。刘人奎就和他们一起找好有利地形，在一处河港交叉、背靠山边的桥头设下了埋伏。

但毕竟敌军人多势众，火力又强，仗打起来不久，刘希文就带着一些人不告而撤了。刘人奎和剩下的十来个战士自然成了给他们打掩护。

经过半天恶战，这十来个人死伤惨重，活着的也相互失去联系，各自落荒而逃。

刘人奎在激战中身中三弹，仍坚持战斗。子弹打完了，他把枪扔到河里，爬到一个乱草堆里躲藏起来。

幸好这时天已黑了，敌军集合撤离，没有进行仔细搜索，他幸免一死。

敌军走后，当地群众来战场搜寻，才发现了他，把他背到一老乡家里，请了乡医为他治伤。但他左肩上中的是毒瓦斯弹，乡医无法医治，又把他送去上海租界中的医院，才治愈归来。

因为这次战斗，俞作柏以忠义救国军总部名义发给刘人奎200元奖金，并报请军委会给他颁发了“忠勇”勋章，还将他晋升为第十九支队上校副指挥——十九支队也是个空架子，得要他设法去招兵买马，把汪伪军队策反过来。他作了一些策反工作，但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