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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最早听到文强这个名字，是在1975年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特赦释放战犯的报道时。不过当时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国民党“高级战犯”，“特务头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担任广播电台文史节目编辑时，开始接触到中共党史，一次，从重庆一篇党史回忆文章中意外得知文强原是四川地下党的领导干部，这令我大为吃惊，同时又感到十分有趣，相信其中必有许多精彩的人生传奇。从那以后，我就萌生了写作文强的传奇经历的念头。

1989年底，我终于在北京与文强先生见了面，对他作了第一次采访，那时我正在写作四川历史上一个著名女共产党人周敦琬的传记——她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个女委员，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的遗孀，后来成了文强的妻子，又跟文强一起脱离了中共队伍……这篇《周敦琬与文强》在1993年发表于《红岩》文学杂志第三期。文强先生很感谢我把久被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周敦琬以纪实的文笔写出来了，还要我给他寄了好几本杂志去分送亲友。

在写作周敦琬传记的同时，我已开始了写作此书的工作。也正因为在写作周敦琬传记中与文强先生的交流，使他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产生了信任，对我写作他的传记也很支持。

没想到此书断断续续一写就是十年。其间，因对那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细节的不了解，除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外，我还常向文强先生提出各种问题，除了在我两三次出差北京及文强先生一次随全国政协参观团路经重庆时我向他当面请教外，我还经常写信向他请教，他总是收到信后立即回信（没有立即回信就必定是出差了或生病住院了），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常常一写就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许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答案，在他那里都能找到。在他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这类有关历史问题的解答、回忆占了极大篇幅，十分珍贵。他虽然高龄，但却思维敏捷，记忆极好，讲起历史上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当然，对有些史实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争论，但最终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在写作本书的1990年至2000年间，这等于促使我进行了一次现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本书写作中，均曾逐章送交文强先生审读，请他提出意见，作出订正。在写作中，我也帮他查证了一些他虽亲历过但却不知其详的事情，帮他找到一些与他生平有关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年涉及他的有关历史文献及报纸报道，都是他从未见到过的），甚至，我还幸运地帮他找到了被他视为“救命恩人”的一位传奇人物（在本书中有详细介绍），使两位老人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高兴地恢复了中断半个世纪的联系……

在本书写作中，我还有幸得到了当年曾与文强先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共过事的几位老人的帮助：重庆市文史馆薛彦夫先生，重庆市教育局离休干部、老红军易文斐先生，民革上海市委离休干部梁佐华先生，上海市文化局离休干部金乐一先生等，提供了他们对当年情况的许多宝贵回忆；此外，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先生，中共四川省万源县委党史研究室王永清先生，中共万县地区党史研究室杜之祥先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郑洪泉先生，重庆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孙曙先生等也热心提供了不少相关的历史资料，这些都为本书增添了生动丰富的细节和坚实的史料基础。

此书写完后，曾给文强的几个儿子——曾任湖南省南县政协副主席的文致中（他是文强和周敦琬的儿子），现居美国的纽约三一学院终身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在北京的文定中等看过。他们都很高兴能够从中了解到他们父亲一些过去的经历，并提出过一些有益的修订意见。

在此书尚未找到地方出版的2003年初，有知道我写有文强传记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本刚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我想正好可以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值得用来补充到我书稿中的材料。不料，一读之下，却发现该书记录整理者既不熟悉那些历史，也未作认真的研究，致使该书错误百出，我不得不写了《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一文，发表在《书屋》2003年第八期上。《北京日报》的编者读到后，十分看重这个问题，又征得我的同意，将我这篇文章重新编辑后以《关于文强口述自传》为题发表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9月22日第220期。一些读者读到我这一文章后，奇怪我怎么会对文强的有关历史那么熟悉了解，他们不知道我为此已经做了大量采访、研究并已写出了这部书稿。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杨世元先生在读过本书稿后，对我说：“你挖到了一脉富矿。”

这是不是一脉富矿，是不是能如作者设想的那样：通过文强先生九死一生、跌宕起伏的独特人生传奇，反映出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历程的复杂、艰巨，反映出一个大时代的变迁，请读者诸君读后作出评判。

2005年12月7日夜于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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