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来信改变人生道路（第1页）

杜聿明来信改变人生道路

1948年7月，竞选失败后的程潜，交卸了武汉行辕主任职务，回到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绥靖区”是这年1月国民党当局作出的一个“分区防御”决策，将作战地区划分为若干绥靖区，设立绥靖公署，公署主任掌握辖区内党、政、军一切大权，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所谓“总体战”。长沙绥靖区辖湖南、江西两省，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文强到北平办好搬家事宜后，又到上海接了刚生下又一个儿子的葛世明，回到久别的故乡长沙。

受程潜之邀，文强在“绥署”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并在中将参谋长刘嘉树（杨继荣的同母异父兄弟）之下任第一处（军务）处长。

此前，他已致电郑介民、毛人凤，说明已接受程潜之邀，将发表为长沙绥署办公厅主任，希望予以放行。

郑、毛回电，同意他在长沙任职，但要他保留设计委员名义。文强从这个月起自动不再领取保密局工薪。

至此，他基本上脱离了保密局，只保留了一种“藕断丝连”的名义关系。

这时，随程潜回湖南的原军统局（保密局）人员，除文强、杨继荣（在程公馆担任总管）等人外，还有张严佛。

张严佛与程潜、陈明仁是同乡，小时候还与陈明仁同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共青团。他在军统局内地位很高，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结束办事处主任等。这时，他先后担任了绥署中将参议、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

后来在程潜起义中，张严佛参与核心决策会议，以其军统局元老身份压住中小特务，尤其是在拉回陈明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担任省保安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参与策划和平起义的萧作霖，后来回忆说：张严佛“为湖南和平起义立了大功，但起义后却被重新逮捕，死在战犯营里，是不应该的。”

9月中旬，文强忽然接到杜聿明自徐州寄来的一封长信，说“校长”（蒋介石）已任命他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作刘峙的助手。而刘峙是有名的忠厚人，却又无能，一定会放手让他干，因此他至少可以“当半边家”。他还说，徐州已集中精兵16个整编军，较之东北的兵力更为雄厚，无须守住地盘来打。所设总部前进指挥部，由他自兼主任，舒适存任参谋长。

杜聿明特邀文强前去任副参谋长。

杜聿明在信中还恳切叮嘱，望文强“兼程赴徐，不要推辞”……

人生有时会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发生重大转折。文强的人生道路，此时即因杜聿明的这一封信而拐上了另一条岔道——不然，他若继续留在程潜手下任职，是很有可能像张严佛、刘人奎等人一样参加后来程潜、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的。

当年国民党正规军的将领，大多对从事特务工作的“军统”“中统”人员没有好感，一般都抱“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可是为什么杜聿明会看中“大特务”文强，点名邀他去徐州“剿总”共事呢？

原来，在东北时期，因国民党东北高级军政长官中，杜聿明和文强都属于黄埔系，其他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杜、文二人自然格外亲近。加上两人又都不是热衷于“做官”而是热心于“做事”的人，相交后就颇为意气相投。

杜聿明因病以及上层人事纠纷而先于文强离开东北，住到上海养病。心情十分苦闷。这时，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去美国养病，远走高飞，待势而动；二是去徐州“剿总”给刘峙帮忙；三是桂系白崇禧来拉他到华中“剿总”任副职。

正在他举棋不定时，文强离开了东北，不久，又从北平来到上海。两人住处相距很近，常在一起晤谈。

杜聿明曾就三条路何去何从向文强求教。文强坚决反对他出国养病，认为在东北吃了败仗后已为美国人瞧不起了，“寄人篱下”肯定日子难过；桂系那里，文强也认为不能去，去了等于鸡群中多出一只鸭子，不仅黄埔同学会认为杜聿明是走了旁门左道，更可怕的是还可能引起校长蒋介石的猜忌；因此，文强认定以去徐州协助刘峙为上策。何况，刘峙已向杜聿明说明，先作副职，不久即转为正职，到时候就可以抓到兵权实力。

文强还说，徐州乃逐鹿中原必争之地，成败在此，英雄事业亦在此。

文强说到兴头上，还随口补充了一句：

“光亭兄若去徐州，弟愿为助。”

他没有想到，杜聿明不仅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把他这句话记在了心上，到徐州任职后就向蒋介石保荐了文强。

杜聿明的信刚收到，国防部就已将蒋介石委任文强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手谕转到了长沙绥靖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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