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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调部中共代表李立三辩论
就在文强这次到重庆后，3月27日，山城的春风中传开了报童、报丁们兴奋的吆喝声：
国、共双方与参加调处的美方代表一起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
但战事仍在本溪、营口、四平、长春、海城、鞍山等地进行。
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派出四个小组赴东北执行停战令。因这时国民党东北军政机关已搬到沈阳，驻沈阳的二十七小组便成为中心组，中共方面组长饶漱石，政治顾问李敏然，参谋长伍修权。饶漱石工作了一个来月即调去北平军调部，由李敏然接任组长。
美国和国民党方面很快就发现，李敏然即当年名噪一时的中共领袖李立三。李立三这时还担任着东北民主联军日侨管理处长。他这次到长春、沈阳，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了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和交换俘虏问题；北满（中共占领的松花江以北地区）境内日侨、日俘遣返归国问题；小丰满电站恢复供电问题；国民党军从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和江桥以北的一个据点撤到江南并停止修复松花江铁路大桥以确保双方脱离接触不发生冲突等问题。
在谈判期间，李立三与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兼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廖耀湘拉上了乡亲关系。廖耀湘还热心地为李立三寻找到了在醴陵老家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母，并给李母送去了600元东北流通券和家信。李立三也向廖耀湘回赠了一些礼物。
谈判结束后，熊式辉与杜聿明给了刚从重庆回到东北的文强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借访问为词，去同李立三进行一次辩论。
熊式辉要他在辩论中强调：中苏条约是对中国极不友好、极不平等的条约，与帝俄时代沙皇的侵略政策一样，苏军在东北以胜利者、主人翁自居，完全不把中国国家主权放在眼里，其种种“老毛子劫收”行为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有如“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等等，
熊式辉对文强交代：
“李敏然这次来谈判的几条，我们都已答应了。你可代表我方，表现得大方一点。只是要跟他另外指出一点：苏军到中国领土上来欺压中国人，中共成了苏俄的帮凶。你去收收帮凶的威风，让李敏然回去后也能多少发挥一点中国人的作用。”
杜聿明则对文强说，与李立三辩论，不必提“帮凶”二字，只是要把苏联正在复活沙俄的大俄罗斯主义这一点说得严重一些。
于是，文强以东北行营中将督察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督察处长的身份，前往沈阳中苏联谊社大楼七楼上李立三下榻处。
对这个住处，伍修权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座日本建筑，我们的房间里也是日式的榻榻米。我们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我们的军警宪特，我们开始工作后每天扔弃的废纸，他们都有专人一一收去检查寻觅什么“机密情报”。
文强振振有词地与李立三辩论了两三个小时。李立三当然只能说苏联红军是为了东北解放而来的，是中国人民的盟友。两人互不相让，各自都认为对方无理。这样的辩论自然毫无结果。
在当时情况下，文强的辩论占据着“国家主权”的政治制高点，自然占了上风。最后，文强咄咄逼人地说：
“只要李先生还没有加入苏联籍，那么我们就都应该以中国人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来说话。你这次来谈判，在这里虽然是客人，但是谈判解决的是我们中国两党之间的事，请不要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
分手时，文强约李立三次日下午同赴沈阳市中心区和铁西工业区巡视，看一看苏联军队“劫收”走了多少中国财产，还有多少被他们据为己有的中国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上钉有苏联的CCCP标志牌，插有苏联国旗。
但是到了次日晨，杜聿明打电话告诉文强，李立三准备午宴后即起程返回哈尔滨，不再同他去巡视市区了。
在午宴上，文强碰到李立三，李立三向他客气地表示道歉，说是因有急事需马上赶回，原定的巡视不能奉陪了。文强料想他是不愿去面对苏联抢夺中国财产的现实而找的托词，也就一笑置之。
文强当时并不知道，李立三自有他的苦衷。
十多年前，李立三因对1930年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的那次左倾路线错误负责，被调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和接受批判，随后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8年，在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大清洗”中，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以“日本特务”罪名逮捕。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还受过肉刑折磨。要不是有他的苏联妻子李莎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交出共青团团证，不顾一切危险给予他支持和关心，李立三很难活着出狱。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个同时担任着共产国际干部部长的官员马尔特维诺夫，炮制了一份批判李立三的文件，诬称李立三参与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军事冒险主义，广州暴动是反革命阴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领导的，“六大”决议是机会主义等等，在批李立三的同时对中共历史进行了攻击。
李立三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出狱后，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的诬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1939年11月底，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为此召开了辩论会，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也参加了最初的几次会议，并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些诬蔑性陈述进行了反驳。
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才作出结论，承认对李立三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仍然以他在中国犯有错误为由，决定对他处以停止党籍一年的处分。
谁知冤家路窄，李立三回国到东北后，那个马尔特维诺夫也被苏联派到了东北。这时已改名为卡尔洛夫，担任着中长铁路局副局长。
1947年春，因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急需一批房屋使用，时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李立三去找卡尔洛夫联系，商量将中长铁路局占据着而又一直空置的一些房产拿出来使用。
谁知，卡尔洛夫竟诬称民主联军擅自启封占用了他们的房子，搬动他们的家具等等，向李立三提出抗议。
李立三邀苏方人员一起去察看了“现场”，证实没有这回事，他便向苏方提出了反抗议。
卡尔洛夫恼羞成怒，控告李立三挑拨民主联军和苏联的关系，并代表苏联方面宣布以后再不同李立三打交道。迫使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李立三商量，让他辞去了对外联络部部长职务，专任城市工作部部长。
有趣的是，在此后不久，文强应国民党东北交通运输总局局长陈延炯的请求，派东北行营第二处副处长张树勋率领全副美械武装的警备大队，强行接收了被苏联人占用的沈阳铁路总局铁路宾馆，并将潜伏于内的苏军情报局人员扣留，经审查后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间谍电台。
也许在这个时候，卡尔洛夫之流才会明白一个道理：
无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