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第1页）
战时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
要说到那一偶然事件，先得从一个现代中国历史上著名机构的建立说起。
还在1943年4月15日，即正值日军集结部队准备对太行山国民党游击根据地实行大扫**的险恶日子里，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战时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成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这个被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特别机构，后来遭到了许多责难，甚至在美国也有人认为它是帮助中国的“盖世太保”进行法西斯活动的反动机关。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特务机关，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特种情报所，又称中苏情报所或中苏合作所。首任所长由中方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苏方为瓦西列夫将军。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搜集日军情报。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
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在南岸放牛坪设立了特种电讯总台，负责测向、破密。在兰州七里河设立了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在重庆城内遗爱祠11号（石房子）设立了无线电通讯总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局临澧训练班挑选，同时也从社会上招收及通过私人介绍，共约五六十人。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热情。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受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里护送逃离沦陷区，到重庆后，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在别动军司令部驻地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对军统局武装忠义救国军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戴笠以军统局原混成队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
双方都缺乏诚意，致使这一合作夭折。同年4月，中英情报合作所被蒋介石下令撤销。4月29日，英方人员撤到印度。
另外，同年3月，缅甸国防部国防局局员、英国间谍鲁宾逊与国防局顾问、中国军统局特工李汉元，到重庆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洽谈合作。徐恩曾同意以国民党海外部名义，派中统局特工骆剑雄率6名特务、2名报务员，携电台2部，去缅甸腊戍。不料日军于4月25日占领腊戍，中统局情报人员罗大年遭日军杀害，其余特工分两批逃回。这次合作就此告终。
1943年5月，还是那个李汉元，代表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安献令代表英国经济作战部（管辖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负责人麦根基少将，经商谈签订了又一情报合作协定，7月25日协定生效，军统局从南洋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缅甸归国华侨青年32人，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8人，共40人，送往印度受训后，派往缅甸开展对日情报工作。1943年冬，军统局又从南洋训练班第二期学员中挑选越南归国华侨青年和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共70多人，分两批去印度受训，后派往越南开展对日情报工作。这一协定在日本投降后终止。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情报合作意向，唐纵1944年3月27日日记记载：“林主任交下中英谋略合作方案……英国人真厉害，一次不成二次三次无数次来，不达目的不已。”1944年9月25日日记又记载：“对英情报合作问题，都是为了金钱物品，彼此的争议，原都如此。”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也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逞。英国首相丘吉尔还为此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电召赫尔利回国报告究竟。唐纵1945年2月25日日记记载：“据英方表示，美国外交系由美孚公司及教士指导，彼等目的似欲排斥英国，以便战后独占中国市场。其实，英国之目的亦在争取中国之市场……”
在1942年夏，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双方参加工作的许多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
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据当时军统局主管抗日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处长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得到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又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坏名声，连许多美国人也对其感到怀疑甚至厌恶。
以至在这个机构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之后，在其原址上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也被算到了它的账上。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在中美合作所原址处发生了对被关押的中共及其他政治犯（其中还包括少数受惩戒的军统局违纪人员）的集体大屠杀，更使“中美合作所”这个名称被加上了“美蒋集中营”的后缀，变得声名狼藉，成为后来反美、反蒋（国民党）宣传中的一个重要靶子。许多人不再清楚它当初究竟是个什么机构，而只以为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