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落魔爪（第2页）
原来，10月29日夜至次日晨，军统局上海区地下机关被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上海区长陈恭澍等主要干部悉数被捕。
陈恭澍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投敌。
陈恭澍叛变后，汪伪头目李士群得意已极，利用陈恭澍的军统局上海区电台，给戴笠发去了一封讽刺性的电报，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并表示欢迎戴笠“反正”投汪。戴笠被气得在重庆郊外杨家山住处一言不发闷了几天，最后总结教训，决心对军统局人事制度和外勤单位的一些体制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
陈恭澍原是与文强同期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后因考试不及格留级到五期毕业，他原本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改变信仰投向了国民党，成为戴笠在北方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四大金刚”之一。曾领导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在北平六国饭店制裁与日本军方勾结图谋不轨的前湖南督军张敬尧；
在天津法租界刺杀所谓“对抗中央政府”的抗日名将吉鸿昌（未遂）；
在天津日租界毒杀与日本军方勾结的老军阀石友三（未遂）；
在河北通县刺杀投敌叛国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脑殷汝耕（未遂）；
在北平煤渣胡同刺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未遂）……
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赴越南河内，组织对叛逃至河内正与日本密商卖国交易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进行制裁。制裁行动失败后，陈恭澍被调回重庆受训。
7月，因军统局上海区前任区长王天木和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陈第容（陈明楚）相继叛变投敌，代理区长赵理君因病住院且遭到汪伪缉捕而难以开展工作，军统局上海区14个秘密机关被日本宪兵队派出便衣会同租界当局搜查（只因租界巡捕房内线事先报信而未遭受损失），军统局上海区组织陷于瘫痪。
陈恭澍这才被调任上海区区长，重新整顿队伍。
当时上海区是军统局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下属22个交通联络站，一个技术研究室，5个情报组，8个行动大队，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的单位。
在两年时间里，军统局上海区进行了100多起暗杀汉奸的活动，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赵刚毅、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与日本勾结的上海帮会头目俞叶封，汪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等，都死于他们之手，另有数十名日本现役军官也被他们暗杀。
此外，他们还配合军事工作进行了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等行动。
一时间，上海滩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军统局上海区的行动对震慑敌胆、鼓舞沦陷区民心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轰轰烈烈干了两年后，却不料突然之间被日伪破获。
陈恭澍被捕后，为保全性命，叛变投敌，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其他军统局秘密机关和人员，并写了一本揭露军统局内幕的小册子《蓝衣社内幕》作为赎命的献礼（据罗君强回忆中称，据说此书为同在狱中的王天木替陈恭澍代写）。后来他在汪伪特工总部担任了科长、处长。
尽管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与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是相互独立的单位，但文强与陈恭澍定期每十天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家碰头。此外，陈恭澍遇到手下的行动人员与杜月笙手下帮会人员发生矛盾时，也要找文强从中调解。同时，军统局供应上海区的武器，一般是经宁波、温州运到浦东后，通过文强手下的秘密交通站运入租界再转交给上海区。
陈恭澍叛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地下机关所剩无几，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便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最大心病。
陈恭澍为捉拿文强邀功请赏，想尽办法，还亲自带着汪伪特务到曹汝梁工程师家，将其全家老小捕去，严刑逼供，追问文强下落，但因曹汝梁根本不知文强身份，故毫无结果。曹汝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得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被陈恭澍出卖的文强，后来却奉命领衔保释陈恭澍。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企图以过去与戴笠的私交而求得戴笠宽恕，却被戴笠逮捕下狱，等待蒋介石发落。但蒋介石一直不表态。
直到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局由郑介民代理局长，他与陈恭澍私交甚好。为了结党营私，招降纳叛，1946年5月军统局在南京召开大会时，郑介民决定将陈恭澍保释，并起草了向蒋介石求情的信，授意当时任军统局外勤最大单位东北办事处处长的文强“以德报怨”，领衔署名，发动黄埔学生50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恭澍，准其戴罪图功。
蒋介石顺水推舟批示：“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陈恭澍于是得以免受惩罚。以后他便戴汉奸之罪，立反共之功，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