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的绑架事件和传奇性的绑架者（第2页）
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见事已至此，只得靠自己随机应变扭转危局了。他急中生智，大喝一声：
“且慢，看你后面！”趁丁锡山犹疑后顾的一瞬，文强飞步上前将那支手枪夺到自己手中，并将枪口抵着丁锡山的头部，丁锡山吓得倒在了沙发上。文强举目一扫，只见丁锡山的手下喽啰在房间门口以四五支枪对准了他，他大声吼道：
“谁敢动手，我先制裁了他！”
丁锡山的喽啰们谁也不敢妄动。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文强才缓和了语气，既对丁锡山，也对其他人朗声说道：
“丁锡山啦丁锡山，你真是忘恩负义！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脱下汉奸皮，你反而不知好歹。何天风就是因为当了汉奸，卖国求荣，我中华儿女人人得而诛之，你想过没有，你今天要杀了我为汉奸报仇，明天为我报仇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一席话说得丁锡山等人泄了气，丁锡山一下子跪倒在文强面前，连声求饶。
文强不知其是否有诈，正在为难时，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长衫马褂老人。
这两个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两人听到文强的声音走来，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啰，进门问明缘由后，高汉声狠狠打了丁锡山几下耳光，骂他不是东西。
丁锡山赶紧双膝跪行到两位老人面前，求两位大哥救命。
两位老人指着丁锡山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丁锡山痛哭流弟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
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丁锡山作了一番规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回到住处，文强才发觉自己背心已被冷汗湿透。
文强以后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继续进行策反。但遗憾的是，他尚未见到成效，就发生了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于1941年10月底被捕叛变事件，陈恭澍出卖了文强和其他许多军统局潜伏人员，文强无法立足，奉命撤离了上海。
丁锡山所部在此之前已被改编为汪伪和平建国军暂编陆军第十三师，丁任中将师长。就在这年10月调防浙江嘉兴地区。
次年夏移驻绍兴后，丁锡山终于在年底抓住机会，率部弃暗投明。
但其反正计划却被副师长李燮宇和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向日军告密，部队遭到日军拦截。除二十五旅李启蒙部突围投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外，丁锡山与二十六旅和师部教导团均被日军缴械。经汪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丁锡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先监禁于南京，后移解镇江模范监狱。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锡山旧部周士熊等12人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潜入镇江，武装劫狱，将丁锡山等十余名被汪伪当局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政治犯全部成功救出。
在群众帮助下，他们经新四军控制的丹阳，由丹北抗日民主政府派新四军部队护送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数月学习参观后，新四军出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考虑，由苏中分区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到浦东，重归忠义救国军建制，丁锡山与马柏生合组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丁任少将副总队长。
抗战胜利前后，丁部先后被编为别动军十二纵队二支队、交警总队第二大队。1946年6月，丁部奉命开赴胶东打内战，丁锡山因不愿参加内战，被免去职务，只留了少将专员空衔。
丁锡山回到家乡，将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私自购买的一批武器弹药暗中售与中共军队，并与中共取得联系，于1947年8月率亲信20余人投奔苏中解放区。
次年2月初，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率60余名指战员，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准备在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不幸因先遣人员被捕，无人接应，加上丁锡山的旧部告密和外甥叛变，他们于2月13日深夜在奉贤县钱桥西南石桥头外胡家码头登陆时，遭到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大军围剿。
激战数日，左冲右突后，他们被围于今青浦县沈巷乡安庄地区龙浜村一独圩内，苦战数小时后，丁锡山等14人壮烈牺牲，副司令兼政委汤景延（即曾奉命率新四军通海县地方自卫团以“诈降”策略挫败日伪清乡计划的著名“汤团事件”负责人）等42人被俘。汤景延于1948年5月14日壮烈牺牲。
——人生道路往往会出现令人意料不到的曲折起伏。当年在上海“孤岛”，文强对丁锡山进行策反时，他俩谁也想不到后来的命运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当丁锡山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文强却在淮海战役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当丁锡山壮烈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时，文强却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
不过，当时在上海“孤岛”，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会有这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