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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祥吐露隐衷
南通还是没有受到一点战争影响的升平景象。这座小城因出过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而闻名于世。景色优美的新建设区正在兴建刺绣馆、纺织厂。
文强看到这一切，心情十分沉重，想到即将扑来的战火，可能将这一切都化为灰烬，也可能使这一切都落入侵略者之手……
在南通住宿了一夜，次日晨，他们乘小火轮抵泰兴。文强想到苏州已失，沿途敌情不明，自己重任在身，不可贸然行事。镇江这时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他决定前去考察一番，以便选择前方办事处的暂设地点。
同行者们问他为何不直接到南京，他未答复。因他对程克祥还不大放心，不愿让他了解自己的打算。
满载难民的船只于黄昏时到达镇江。
文强考虑到住旅店人多嘴杂，难免暴露行踪，决定住到消息灵通的亲朋好友家。他带上一行人，先去了他熟悉的学生陈家兄妹家。
这两个学生，哥哥陈怀民是空军飞行员，后在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四二九空战”中机身中弹后毅然驾机撞向敌机，与敌同归于尽，为纪念其英雄事迹，武汉市内特地命名了陈怀民路。他在杭州笕桥航校受训时，文强曾去讲过课。
其妹陈难，是浙江警校学生，八一三以后在上海参加抗战，是文强下属工作人员。陈怀民殉国后，陈难曾以烈士亲属的身份写了一封致日军飞行员妻子的信，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坚定信念，在国内外激起很大反响。
文强与他们的双亲也见过面，知道他们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武术家。
文强叫开了陈家大门，出来开门的陈老先生一见到他，便高兴得连声叫他“老师”，赶紧将他们迎进门去。一家人围着文强，迫不及待询问子女及上海抗战情况。文强尽其所知一一作答。
陈老先生将文强一行安顿下来。
第二天上午，陈老先生还带他们去参观了设于西郊江边的鱼雷学校。该校教育长欧阳格将军，是文强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杨宣诚家里见过的熟人。此时该校已成建制改编为江阴区江防司令部。上海抗战中，该校师生驾驶的鱼雷快艇与空军的轰炸配合，使日军旗舰出云舰遭到重创。文强曾亲临现场，目睹上海民众为之欢呼的情景。
这时他便眉飞色舞地给同行者讲起了所见所闻。
一路上，文强发现程克祥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他担心这个年轻人是被日本军队的侵略吓倒了，便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民族大义教育，给他讲解自己从小就背得烂熟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篇。
当文强一口气背完《正气歌》全文后，程克祥大为惊叹。文强告诉他，自己是文天祥后裔，祖上是农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江西吉安州逃难至湖南定居。家族规矩，不论男女，只要进入学龄，就得背诵并默写《正气歌》。因此文家人能背《正气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到了南京，文强一行到中央饭店下榻。在等待特务处南京区长（对外是首都警察厅警务研究室主任）钱新民来接程克祥时，程克祥请文强将《正气歌》全文抄录给他作纪念，文强又为他题写了孙中山曾书赠给蒋介石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谈话间，程克祥忽然面有愧色地向他承认，自己原是为生活所迫，曾失足为日本人作过事。以后得到于右任、章乃器等先生的教育、挽救，又得到戴笠、文强等人的信任，才得以组织“文友社”，反戈一击，为国家民族效力。离开上海上船时，文强要他交出武器收藏，他原以为是要追究他曾一度失足的历史，对他采取制裁行动，一直提心吊胆……
说着，他竟失声痛哭起来。
文强这才明白了为什么程克祥一路上神情有异的原因。
以后，程克祥和彭寿奉命与大汉奸、汪伪政权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接上关系，进行策反，在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边疆委员会分别当上了参事和处长，并与周佛海的内弟、汪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拜为结盟兄弟。
1941年底，汪伪76号特工总部在上海破获一军统局电台，从查获的情报手稿中发现程、彭二人及另一同时打入汪伪政府内已当上财政部参事的彭盛木都是军统特工，立即将他们逮捕。周佛海闻讯后，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考虑，竭力为他们说情，并让其内弟杨惺华出面将一程二彭保释出来。
此后，程克祥、彭寿被保护于周公馆里。周佛海利用他们的关系与戴笠搭上了线。
1943年春，周佛海将程克祥、彭寿先后秘密派到重庆，与戴笠取得联系。程克祥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京沪特区少将区长，奉命给周佛海带去了电台、密码及文书、译电、报务员，由周佛海安排秘密设于上海。成为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秘密联络的一条主要渠道。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命令周佛海组织维持治安、等候中央军接收的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程克祥即担任了这个总指挥部实权在握的秘书长。
上海接收后，程克祥、彭寿被调任军统局上海市联合办事处汉奸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戴笠兼）。以后因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在周佛海被审判时，程克祥、彭寿正因被国防部保密局以“侵吞汉奸逆产”的罪名关了两个多月监狱出来，不敢出庭为周佛海早已同重庆方面联络反正的绝密行动作证。
程克祥在40年代末当了宋子文主政广东省政府时的新闻处长，后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