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部队（第1页）
又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部队
上海抗战坚持到10月中旬时，中国军队即已伤亡过半，到10月底，已经不能支持。
眼见中国军队在缺乏现代化武器和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相拼，甚至成团成营的官兵殉国，伤亡十分惨重，经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蒋介石才答应下达转移命令。
但是第二天，蒋介石又提出，九国公约国家将在比利时首都开会了，只要能在上海坚持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对日本进行制裁。于是又下令返回原阵地。
这时第一线部队已在撤退途中，战斗激烈，撤退部队无法摆脱敌人，更无法返回原阵地。有的又没有接到返回命令继续后撤。一片混乱。
11月5日，日军自上海杭州湾北岸金山卫偷袭登陆，妄图截断我军后路。
8日，第三战区长官部终于下达全线转移命令。
11月初的上海街头，到处拥挤着扶老携幼的难民人群，马路边半空中照常悬挂着商店的减价招帘。满载慰劳品、军需品的卡车，“普善山庄掩埋队”装着各型棺材的卡车，挤满乘客的电车，各自鸣响着喇叭。骑自行车的报童在人群车流中一边穿行一边高喊着：
“东洋人吃败仗哉！”
文强这天乘汽车去虹口前线联络时，汽车在辣斐德路抛锚检修。
他正在一旁着急，忽然听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声音在喊：“文大哥，文莱之！”
他先没有注意，多喊了几声，他才恍然大悟，这是在叫他当年在四川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文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人向他奔来，这人面容消瘦，长发齐肩，留着胡须，只穿了一身破烂的短衣短裤，脚上是一双木板鞋。
这人来到文强面前，十分激动地说：
“莱之，我是老五呀！李老五……”
文强这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当年在四川一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特务队长李觉鸣！
原来，李觉鸣自1931年夏因不满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给他的错误处分，与罗世文、程子健大吵一架后，离开四川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有关工作情况，但未谈自己与省委的冲突，只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虽然得到同意，但被要求暂留中央特科参加负责保卫和除奸行动的第三科工作。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曾给中央写去报告，称李觉鸣已被开除党籍，“望勿与之发生关系”。但中央没有理睬。
后来，四川省委也知道了中央仍将李觉鸣留在特科工作，为此十分恼火。1933年2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程子健在上海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对中央的“批评”一条中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过去中央接受无四川省委介绍信的同志，如李觉民等已经被开除，来沪即生关系。
就在程子健这个报告写出两个月多之后的1933年5月，李觉鸣奉命参加制裁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曹清澄（原中共叛徒）的行动。任务完成后，不慎被法租界巡捕当场逮捕。
他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受到严刑逼供，但他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杀了人。尽管如此，仍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幸好他个子瘦小，被捕时又少报了几岁年龄，只说才17岁，按当时刑法，非杀害直系亲属的未满18岁者不判死刑。经中共地下组织聘请的律师严伦魁和李觉鸣当时的妻子郑季渝大力活动，请来了上海大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经向最高法院上诉，最后终于改判为无期徒刑。随后又减刑为12年。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李觉鸣所在的北新泾第二监狱处于前线，遭到日机轰炸。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出囚犯到前线当民工，运炮弹，挖战壕。
干了约两个月后，李觉鸣因体力不支，又急于寻找中共组织，便趁着一次被押到后方运炮弹时，押送的班长会女友去了，他和几个犯人趁机逃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城里。
流浪了几天后，他见到街头招生，便参加了由失学失业青年组成的沪南青年救亡团，主要作宣传、募捐等工作。他以为在这样的青年团体内一定容易找到中共组织。
谁知过了不久，这个团体被收编为抗日别动队，别动队第四支队队长张邺前来点验，认出了李觉鸣。
原来张邺也曾是中共党员，脱党后投入了国民党阵营。他知道李觉鸣的来历，李觉鸣也给他谈了自己的遭遇和找不到党组织的苦恼。但张邺仍担心李觉鸣负有秘密使命，会在这支部队里为中共搞地下活动，便给了李觉鸣20元钱，将其礼送出队。
这天，李觉鸣正是在拿到这笔钱后，买了些东西，到马斯南路监狱去看望几个仍被关押着的共产党人。探监出来，路过这里，意外碰到了文强。
文强真是喜出望外，紧紧搂住这个小兄弟，不禁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