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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生道路的出走
李觉鸣的负气出川，四川省委的许多干部都是知道的。周敦琬更清楚，因为李觉鸣外出联系工作都是找她开介绍信，什么内心苦恼都给她讲过。
此时，文强与周敦琬在这远离尘嚣的旧城墙上边走边谈，零落的秋叶在他们脚下叹息。
他们投身革命时，都曾设想过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但是却想不到还会有被自己人不信任、不理解的痛苦。
说到伤心处，两人抱头痛哭……
他们不知道，就在文强受到罗世文错误处分的前后，在中共执政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内，一些战功卓著，久为国民党当局“悬赏缉拿”而不可得的共产党人、红军将领，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领导人以种种罪名残酷斗争、严刑折磨之后杀害了——
许继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二师师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以“第三党”“叛徒”“阴谋带部队投降蒋介石”等罪名杀害，年仅30岁；
孙德清，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中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5月，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8岁；
吴展，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参谋主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1933年5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终年不详；
董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独立团参谋长，1932年10月被夏曦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38岁；
姜镜堂，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三师政委、红四军第十二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熊受暄，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曾中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8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领袖”“托陈取消派”等罪名逮捕，1935年8月秘密杀害，年仅35岁；
胡陈杰（胡慎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1932年9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年仅29岁；
段德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前委委员兼第九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1日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9岁；
萧芳，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三师副师长、红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四团团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6岁；
周维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二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反革命”“国民党改组派”等罪名杀害，年仅23岁；
段玉林，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1932年8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32岁；
胡筠，女，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五军第一纵队党代表、赣北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长、省委党校教务主任，1933年10月被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以“托陈取消派”“AB团”罪名逮捕，次年4月杀害，年仅35岁……
这些都是文强的黄埔军校先后同学，有的还是他的同期同学。
除此之外，还有非黄埔军校出身的——
在湘赣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
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柳直荀，湘鄂两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等。
——后来在中共党内被尊称为“谢老”，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本已上了夏曦的“肃反”处决名单，只因被国民党军俘虏，反倒才幸免于难，谢老后来为此感慨万端地写下了“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的诗句……
还有：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因反对左倾路线而被贬作县税务局长的徐朋人，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王培吾，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陈翰香，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戴克敏，红一师师长李荣桂，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农，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十二师政委吴荆赤，红十二师副政委庞永俊，曾任红十三师政委后被调作县委书记的曹学楷，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
还有：在赣西南苏区“肃反”中因“富田事变”而被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杀害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大部分领导干部……
回顾那一段历史，后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