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打击（第2页）

文强心知事情不妙，再三追问下，周敦琬才说出了使他大出意外、大为震惊的消息：

罗世文代表省委宣布，文强在被捕后有变节嫌疑，要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文强没想到满怀热望盼来的却是这样的迎头痛击。

他震惊到了极点，悲愤到了极点。

——直到半个世纪后，晚年的文强回忆此事时还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遇到过的打击与刺激。”

因为罗世文在旷部兵变问题上曾与文强有过不愉快的冲突，因此，文强这时便以为这是罗世文与他之间个人意气之争的继续。

从文强的角度来看，这样认识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问题更复杂得多。

文强他们不知道，此时在中共高层领导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动，导致中共全党工作路线进一步左倾。

这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即斯大林路线）的留苏学生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随后，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控制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其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路线得以在全党推行。

这年6月，即文强在重庆被捕之前，罗世文以省委代表身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工作。宗派情绪极重的王明一伙自然对同属留苏学生的罗世文另眼相看，再加上前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要对执行“立三路线”期间四川党组织遭受的严重损失承担责任，于是中共中央任命罗世文为新的四川省委书记。

罗世文回到四川，开始积极执行中央决定——即后来所说的“王明路线”。

后来，毛泽东曾以生动的语言概括了“王明路线”在认识上的一些特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圣经”（马列著作）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如果同蔡廷锴（抗日反蒋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握手的话，也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按照这种认识，在敌人面前不慷慨激昂自然就等于是妥协投降。

周敦琬苦口婆心与罗世文争论了一场，但毫无结果。

她力促罗世文与文强见面，认为当面谈清楚一些问题，可以有助于消除罗世文对文强的误解，改正错误的处分决定。

几天后，他们与罗世文分别假装游人，在成都西城墙边的支机石公园里见了面。

这个公园如今已经找不到了。它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将沿城墙10余亩狭长地带开辟成的森林公园，园内有近千株高大茂密的桢楠，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游人十分稀少，因而当年成为中共地下党人开会、约谈的好去处。

公园的原址，曾有清康熙六年所建的支机石庙，内有巨石，有学者判断，乃古蜀国墓石，后曾被用作古代兵器发石机附属物，被称为支机石，民间讹传为神话传说中织女遗赠人间的支纺织机之石了。故此地改建为森林公园后，即被人们叫作支机石公园。——后在抗日战争中，空军层板厂建于此，数百株楠木大多毁于此时。50年代末，支机石移至文化公园。此地便什么也没有了。

那时公园内一个凉亭口摆有四五张茶桌。茶客不多。他们找了一处靠边的座位坐下。

周敦琬在一旁注意观察周围动静。文强按捺着性子，向罗世文详细汇报了他被捕和脱逃的经过。

罗世文默默地听着，不时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

听完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即使文强在被捕后没有叛变出卖组织，所作的假供没有对革命造成实际上的损失，但在以假供蒙骗敌人时的一些言行，仍然是不符合共产党人身份的，仍然是错误的。

文强气得争辩道：

“我全无错误可言！我是依郑大哥之计行事，配合组织的营救。要不是组织营救，我今天也不可能来成都向你汇报了。”

罗世文也毫不让步，两人的争论变成了争吵。周敦琬赶紧提醒他们注意场合，他们这才意识到是在茶馆，旁边的茶座里已经有人在往他们这边看了。

他们只好起身，踏着遍地窸窣作响的枯叶，到一旁荒凉的城墙上去，继续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