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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形势下巡视川南
文强又踏上了完全陌生的旅途。
他这次巡视，途经永川、隆昌、荣昌、自贡、宜宾、纳溪、泸州、合江、江津，走了一大圈再转回重庆，陆路大多是步行。水路则由各地地下党组织安排搭乘木船。
无论是独自走在从未走过的川南丘陵间起伏蜿蜒的小路上，还是坐在狭窄的船舱里，他都精神饱满，以充满新鲜感的眼光观山望景，有时还吟诗作乐。每天他都坚持将沿途所见所闻及自己觉得满意的诗写入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在船上无事时，还可以看看书报。
天气已是秋末冬初时节，他身上只穿了件毛线衣，外罩阴丹士林布长衫，背一个捆成棒槌状的小布包袱，内装两套换洗衣裳及牙粉牙刷。他贴身内衣口袋里放有5块银元作为备用。另外有拿一块大洋换成的当五当十的铜钱若干作为零用。他不抽烟不喝酒，伙食简单，开销极少。若是乘船，与船工一起吃船上伙食，一碗“帽儿头”（堆成帽状的米饭），一碟咸菜，一碗豆腐汤或鸡蛋汤，总计不超过1毛5分钱。
不过，文强的川南之行决不等于是自费旅游。
他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
一份保存至今的历史文献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文强这次巡视的许多情况。
1930年12月16日，文强以乃智（即莱之）的化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写出了川南巡视报告。这份长达万言的报告，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川南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川南行委（即“立三路线”全国大暴动时期共产党与共青团及工会组织合并后的行动委员会，报告中简称为“南行”）领导骨干被捕后，“指导机关就等于失了作用”，自贡地区原有同志一百零几人，现在减少至三分之一。“问负责同志也答复不出来原有同志到哪里去了。工会组织完全等于倒台，一个工厂委员会，一个工厂支部都没有。党的军事工作完全等于放弃，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连荣县所有七个士兵支部完全倒台。”“南行飞速通信的关系都失掉”，“从南行主席团的同志一直到每个支部的同志，都感到没有办法……川南党的生活，自然要死不活，整个党的组织是破碎可怜。”
文强汇报，他到荣县后，“三个通信处都没有接到头，究竟还有否十个干部同志仍在继续领导干，这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到荣县的时候，沿途都听到老百姓在说荣威四乡仍在不断的干，三五成群、昼伏夜出在杀豪绅地主并没收财产，在分配的时候，除他们自己分配以外，必须为共产党留一份。自然像这样的情形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由一种政治行动变为一种流氓土匪行动了，同时可以证明荣威农村斗争的情绪并没有减低，只要有党去清理去领导，仍然是很容易成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
在泸县，文强的巡视也很困难。“泸县与南行等于失了关系”，“泸县的工作完全等于停顿”。“我去与各个负责同志谈话，都是支支吾吾的。县委书记做一个总的工作报告做不出来，召集支部会议召集不起来。调文件来看，仅一个党的同志作的一个县委经济报告通知，其他什么文件都没有。我在泸开了三天训练班，其名三天，其实每天早晨等人起码要等到十点钟过后才得到人来，……”
文强到泸县参加了一次教员支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县委领导要教员们到工厂去做工人运动，停止在学校中的活动。“结果教员先生们没有办法，支部会议就完全成了空洞的东西。这可见县委分配工作之不踏实之一斑。”
从文强这份巡视报告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尽管都崇尚暴力革命，但川南各地的中共基层组织对当时脱离实际、左倾盲动的中央“立三路线”发动的大暴动仍是不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某些自发的抵制。“如荣县的同志首先就不相信有胜利的前途，开始发动，就跑到成都去，有的跑到重庆来（雷跑成都，易△△跑回渝）”。宜宾的暴动，县行委主席团的同志“首先就不相信有胜利的前途，结果就只干了一天，土地政纲一点没有执行，凭着军事阴谋抢了百多支步枪而东奔西跑的四散了。”自贡三多寨的同志“根本怀疑争取自贡首先胜利、向自贡进攻的策略。”
报告中说到的“易△△跑回渝”。包含了一个荒唐的故事。
这个“易△△”，即当时中共四川省军委干部易文斐。
文强不知道，易文斐原是第七混成旅士兵中的共产党员，做过文强的部下。文强记不得他，他却记得“文指导员”。
易文斐参加过1929年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兵变（任起义部队二师五团党代表、团党委书记兼代团长）和1930年合川暴动（任县委秘书长、共青团县委书记），相继失败后，省行委又派他与李碧澄（曾任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军支书记、中共合川县委书记）去参加川南暴动。
临行前，省行委干部贺竞华（后被刘湘逮捕，在巴县大监牺牲）把尚未满19岁的易文斐叫到一边，对他单独交待：李碧澄因要对合川暴动失败负责，被省委以“右倾错误”给予处分，派其到自贡当盐工“戴罪图功”，要易文斐对其进行监督。
在抵自贡前一天的路上，苦思多日的李碧澄终于对年轻的易文斐忿忿然谈起对省委这种惩罚性处分的不服（年龄、身体都吃不消，又极易暴露），并对继续这样左倾蛮干能否胜利表示灰心。易文斐说不服这位年长他一二十岁的老大哥。
第二天一早，李碧澄就不辞而别，自行回成都去了。
易文斐独自到自贡后，当地负责人因不满省委的暴动决定，不按省委安排让易文斐做川南军委秘书长，而叫他去荣县领导暴动。
到荣县后，人生地不熟的易文斐被介绍给几个农民，要他当大队政委。但农民对暴动毫无准备，原定任务是接应主力，主力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他们只在一个“土劣”家里“搞到”几条枪，因驻军闻讯赶来包围，大队长便叫把枪埋了，各自散去。
大队长与易文斐在一间茅屋内躲了两天，然后将易文斐带到去自贡的大路上，叫他自己走回去。
此时自贡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易文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下党员，在他家里一条长凳上卧病三天，才抱病返回重庆。
这就是“立三路线”儿戏般盲目发动的所谓川南暴动中的一幕和“易△△跑回渝”的真相。
在文强进行川南巡视时，“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已告结束，但是在全党尚未认真清算左倾盲动的错误（迟至这年10月底，中共川西行委还按照“立三路线”精神发动了广汉兵变），因而文强这份报告仍不可避免地打着“立三路线”时期的烙印。
从报告可知，文强仍然按照“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精神，向川南党组织重新布置了工作，将川南划分为嘉定、宜宾、泸州、内江、自贡五个中心区，以自贡为中心，加紧发动工人运动，发动游击战，造成赤色区域，“争取重庆的首先胜利和武汉的胜利的完成”。
他还布置了纪念广州暴动的示威活动和年底的大规模政治罢工，“工人要做到总同盟政治罢工，农民要做到游击战争的发动，兵变的号召以及罢市、罢课来检阅川南党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总结的川南行委六条“严重错误”中，第四条指出：
因为在客观形成放弃了取消了最主要的职工运动，就产生了以赤色区域包围城市，尤其是包围自贡，激发自贡工人斗争的暴动的策略。这充分是群众的落后观念、失败观念的反映，同时也是再呆板再机会主义没有了的右倾错误。
从这段话可以得知，当时在四川的中共基层干部中，已经产生了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不谋而合的“以（农村）赤色区域包围城市”的独特战略思想，但这一战略思想当时在四川党内也遭到与毛泽东相同的命运，被省委代表文强按照“立三路线”的左倾观点斥责为“落后观念”“机会主义”“右倾错误”。
从文强这份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他是一个思想十分单纯、激进的青年。
比如，他对川南一些领导干部的评价中，指出一个比较能干的青年女干部的缺点是“浪漫，打雪花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很难理解，在当时怎么会连浪漫也被看成了中共干部的缺点。而这“浪漫”也并非是指生活作风上的不严肃不检点，只不过是“打雪花精”这样一类生活小事——雪花精是当时一种较流行的护肤霜，“打雪花精”的“打”，就是口语中涂抹之意。作为女青年涂抹护肤霜，在那时竟成了一个被写进省委巡视报告中的严重缺点……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写报告的文强以及跟他同时代的年轻共产党人，在当时那样严峻的“革命低潮”时期，是以何等纯洁、真诚的**在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