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怆交响乐中移民（第1页）
在悲怆交响乐中移民
下午6时多我就到了阿姆斯特丹。
尼古拉在电话里早和我约好，让我先到他那里用晚餐，然后一起去托莱尔家。半个小时就到了尼古拉画室。他算好了我到达的时间，我进门时他就把咖啡煮好等我了。
在喝咖啡时，我请尼古拉给我讲讲丹尼的病情，越详细越好。
尼古拉说：“啊，对不起，详细不了，对丹尼的病情我不可能知道得详细。只是在今年初，大概是圣诞节前一星期，听托莱尔说，她母亲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肝癌，医生说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就这些。”
哦，我怎么一下忘了呢？在西方国家，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属于个人的隐私，除病人自己有知情权之外，其他人无权询问。因此，医生只会把病情如实告诉本人。如果本人不说，别人是不可以多打听的，即使是丹尼的女儿托莱尔也是如此。倘若医生擅自对病人之外的人泄漏了，譬如法国密特朗总统的医生在密特朗死后写了一本关于总统患癌症过程的书，就被家属告上了法庭，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这和中国的价值观刚好相反：中国医生只把濒危病人的病情告诉家属，所有人都对病人进行“崇高的欺骗”。动机当然是善的，不让病人有心理负担，至死都充满着能康复的“乌托邦”。因此，中国病人死了，到最终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得了什么病。“难得糊涂”。
“不过，我倒是能详细告诉你，关于丹尼患病的非常痛苦细节，”尼古拉说，“我多次去医院看望过丹尼。我知道丹尼特爱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所以特意给她买了新近录制的世界第一流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作品的CD光盘。她很高兴，她还对我说：‘尼古拉，谢谢你。我以前对你说过，只有宗教信仰和音乐能让人的精神远离尘世。现在我得了这个病，非常非常痛苦。现在好了，我心中有上帝，加上你给送的柴可夫斯基，我就能远离尘世痛苦了。’可是，这回上帝和柴可夫斯基都没有能帮助她。2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去看她，镇痛药对她也越来越无济于事了。看她不停抽搐而扭歪了的脸，感觉到她痛苦得不得了。已经骨瘦如柴的丹尼，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在剧痛时居然把CD小唱机都捏扁了，里面的CD唱片也捏碎了。她接着又把掉出来的CD唱片碎片死命捏进手掌里，插进肉中，鲜血染红了白床单。我吓坏了，立即冲上去掰开她的手掌，并大声呼叫医生……”
尼古拉的眼圈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带到一幅画前，说：“那天我从医院回来，晚上吃了两次安眠药也睡不着。我的大脑荧光屏上，全是丹尼扭歪了的脸和插进CD唱片碎片的滴血的手……我突然有所冲动，跳下床跑到画室，发疯似的画着，一口气画了这幅画。”
这是一幅向我的眼睛和心发射来原子爆炸冲击波的抽象画。空前的视觉感受。画框上贴了个标题：《痛》。画面中间，由大排笔扭动画出的纵向向上展开的刺眼的红色块。龙卷风？蘑菇云？火山喷发？还是主动脉断裂后飙射出来的红色射流？在这块飞旋的红色中，嵌进去了非常不谐和的很多银白色的尖锐三角。其周围，弥漫着不均匀的蓝底色，上面漂浮着多色彩的各种造型的线条，正在向边缘逃遁。那些紊乱的线条，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是倾斜颠倒的十字架，是碎裂的五线谱上的各种音符，它们正被中间旋动着的膨胀着的大块血红，向画框之外四处横扫而去。
我对着画面说：“我解读到了柴可夫斯基无奈的痛！上帝无奈的痛！”我接着问：“你刚才说，2月中旬你去看她就剧痛得不能忍受了，为什么不是在那时实行安乐死而要受罪到今天？昨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法新社发的一则消息说，虽然安乐死法还没有正式生效的2000年，可是仅这一年，就有2123个荷兰人实行了安乐死，医生并未受到法律惩处。”
“不错。荷兰议院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一个《可容忍安乐死》的法案，医生根据病人的请求，只需要向所在地区的一个监督委员会申报批准，就不追究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只要医生遵循国会所订定的‘施行准则’进行安乐死，虽然仍构成违法的‘受嘱托杀人’，却可以不被起诉。我的一位学法律的朋友还告诉我一个法律专用名词，叫作‘阻却违法’（StraflosLassen）。通俗的意思是不受惩处的违法，可容忍违法。在这以前可麻烦了，为病人施行安乐死的医生要被判12年徒刑，1994年后没事了。的确，丹尼和她的医生早几个月向监督委员会申请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丹尼本人没有提出来，这种事是任何人不可能向她提出建议的。”
“丹尼那么痛苦也不赞成安乐死？”
“不，是教会不赞成，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有我们人类才被许多观念支配着生存，有时候，聪明的人类刻意制造愚蠢的观念来愚弄自己，譬如你们东方古代女人要为亡夫守节终身，要痛苦包脚成三寸金莲以取悦有病态美学的男人。譬如我们的丹尼，要为《圣经》中的某一句话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
“后来又怎么提出来的呢？”
“我听她女儿托莱尔告诉我，上个月丹尼所在教会的一位神父去看望她，丹尼对神父说：‘我每天都在读《圣经》，知道生命只是一种托管，是神给予我们管理的，我们只有管家的职分，不是拥有生命者。约伯在受苦中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记2∶21）我想了很多天，我现在不可能管理好神赐予的生命了，请求耶和华收回吧。我又想，神创造了我们，也引导人制定了法律，神是承认人的法律的，所以，我想在荷兰上院通过安乐死法案之日合法地安乐死。神父，请告诉我，行吗？’神父看了丹尼万分痛苦的状态点了点头，丹尼微笑，连连微弱地说了三声感谢上帝。——因此，丹尼熬到了今天。”
“哦，丹尼真是太难了。”我说。
“为什么丹尼要准确地决定在今晚23时18分施行安乐死呢？因为丹尼是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她在追求一个时间上的圆满：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准确时分，离开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在家里举行？”
“这是我们荷兰人约定俗成的习俗。以前进行安乐死的人都在家中，觉得比在公共的医院里与亲友永别更有人情味。哦，托莱尔让我们这些朋友20点到她家。”
尼古拉开车，我们穿越在纵横着很多条运河的波光粼粼的阿姆斯特丹的夜色中。20点，我们准时到达我前年来过的丹尼-托莱尔家。托莱尔凝重地走过来和我和尼古拉亲脸致意。
先来的亲朋好友都平静地坐着，朝我们微微点头示意。气氛肃穆，但很祥和。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丹尼没有在卧室中，而是斜靠在客厅里的一张**，微闭着眼睛，在象征性地迎接客人。
更出乎我所料的是，客厅里没有笼罩着黑色的阴气，灯光很亮，放满了鲜花，那是各种颜色的郁金香。
三角钢琴没有像我上次来时那样打开，也没有用电脑进行无人演奏。它沉默着。琴盖上放着丹尼的一幅很大的彩色照片。
从客厅一侧的飞利浦牌音响中，传来令我非常惊诧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此时此地此情境怎么会选放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大型作品中最开朗、最欢乐的一部，完全没有柴氏作品中的主流主题——厄运的袭击、命定灭亡的情绪，基调是那样愉悦和光明。（后来，托莱尔告诉我，环境的布置、音乐的选择、永别的程序全都是她母亲决定的。）
还有一个“布景”让我琢磨不透：在丹尼面对着的那面墙上，我记得原是挂着仿制凡·高的《教堂》的一幅印刷品，可今天被一块很大的白色塑料布覆盖上了。这是干什么？
此刻我什么都不便去问。
我拿出镶嵌着凡尔赛花园“认养树证书”的有机玻璃镜框，走向斜靠在黄色枕头上的丹尼，向她讲述了写着丹尼名字的这张证书的来龙去脉。
我又郑重其事地展开一张凡尔赛花园的园林示意图，指着图上的一棵树说：“丹尼，这棵树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您将在凡尔赛花园转世，我会经常去看望这棵树——看望您。”她睁开了眼睛，看着图上写着“丹尼”的那棵树，再把眼光停留在证书上的“丹尼”，嘴角露出了笑意，本来灰暗的眼睛突然泛出了亮光——那是泪光，她艰难而清晰地对我说：“谢谢……我真的很高兴……您给了我最后的欢乐……没有想到……一生中最喜出望外的礼物……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礼物……”
丹尼让托莱尔把“认养证书”的镜框放到三角钢琴上的她的照片旁边，她嘴角挂着笑意轻轻地念着：“转世到凡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