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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和鄂尔泰
雍正朝中，像鄂尔泰这样的政治家出现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同时他的出现也表明了雍正的用人之道，在君主的绝对独裁中，能容纳建不世之功的人物。
鄂尔泰，字毅庵，满州镶蓝旗人，二十岁中举人，进入仕途。此后二十余年官场不得意，只出任了内务府员外郎这样的微职，时届四十二时作诗自叹“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对前途悲观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亲王的雍正，找鄂尔泰办事。鄂尔泰却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予以拒绝，就是这次接触，使得明察的雍正认识了鄂尔泰，认为他刚直不阿，是忠臣的材料。及至雍正继位，召见鄂尔泰，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遂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四个月后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能用人，表现了君王豁达大度的气魄，而鄂尔泰也不负重望，在雍正初政的治理整顿中政绩突出，故于雍正三年九月升为广西巡抚。赴任之时，雍正仍觉此人尚可大用，又追其署云贵总督事务，未几实授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雍正所以如此，是有一个十分繁难的担子要鄂尔泰去挑，这便是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当时云、贵、川、黔地区仍未尽开发，边寨山区实行着落后的土司制度。土司各霸一区一地，残酷地统治当地少数民族，使这一地区日益落后。自雍正二年始，雍正下令西南各省地方官对边塞土司制进行控制和改革，但由于并无大规模的行动，那里的土司制毫无改变。有的大土司甚至组织武装力量，攻击稍有行动的官兵。
雍正下旨询问西南数省督抚，他们或主张抚，或主张剿，意见不一。雍正看准了鄂尔泰，派他去西南解决这一问题。
鄂尔泰赴任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向雍正上了一个全面实行“改土归流”的长折。改土归流，康熙时已多次试行，由于土司各霸一方，土民不习汉制，地形复杂、语言不通等重重困难，都失败了，以后多年再无人敢提之。但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后决心改制，其奏折对此设计得周全详尽，雍正看后大为感佩，连下谕旨，批准其建议，说：“鄂尔泰真是天赐奇臣！朕再无话无说了！”以后的几年，雍正全力支持鄂尔泰改流，放手让他去干，尽管经历十分曲折，磨难重重，西南的改流工作毕竟有了突出的结果。流官制度终于在西南数省少数民族地区实行。
改土归流是雍正朝一项出色的历史改革，终被鄂尔泰完成。雍正十年，召之人京，加保和殿大学士，官居首辅。雍正为他建造府邸，连邸中用物也要亲自过问，亲书“公忠弼亮”匾额，挂诸新府，这可以说是无上殊荣了。
然而，到雍正末年，改流区又发生巨大变乱，说明鄂尔泰的工作仍有问题。雍正做到功过分明，下旨饬斥，削其伯爵，但对鄂乐泰的信任仍未稍动，过去的工作也尽肯定。
做为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鄂尔泰大肆奏报祥瑞，以迎合雍正的需要，在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是次数最多的一个，如此虚妄之事，不免引来奚落，但鄂尔泰正是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赢得了雍正的信任。凡以此事讥讽他的人，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倍加欣赏，做为人才向雍正推荐。
鄂尔泰不仅是个“督抚模范”而且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推行“政土归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时鄂尔泰深悉用人之道，与雍正谈论使用人才，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的经典之论，雍正非常赏识。鄂尔泰还有识人之明。在云贵任两省总督时，拔擢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赏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中，并委以重任，使之建功立业。
哈元生，行伍出身，改土归流之始，为威宁镇中军游击，鄂尔泰命他率兵攻打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及助纣为虐的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哈元生冒矢奋勇获胜，鄂尔泰保举他为参将。米贴土司作乱，哈元生奉鄂尔泰之命前往剿杀，攻破贼人险隘，生擒匪首。次年晋升为总兵。雍正赏识他猛勇，拔擢他为云南提督，召见时雍正把御衣脱下来赐给他，表示宠信，同时命令他在军机处行走。贵州古州叛乱发生，雍正特用哈元生为扬威将军，负责征讨，鄂尔泰对哈元生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哈元生为人虽然勇猛善战，但心地残忍，所以只可以接受调遣征战，没有统率的本领。事实果然如此，哈元生任扬威将军出兵征讨就无功而回。
张广泗，汉军镶黄旗人，捐纳出身，被任命为云南楚雄知府，未到任，鄂尔泰以贵州改土归流的需要，把他调任贵州黎平知府，张广泗对苗民剿持兼施，所至成功，两年内被提升为贵州巡抚。雍正因为没有见过他，对他把握不透，向鄂尔泰了解情况，鄂尔泰具实上奏：张广泗胸襟开阔，意志坚定，可以算明敏干练，但总的来讲是属于就事论事的人，能统筹全局，抓住纲领，不遗漏细节，即使繁难的事务也是这样，但在任事能力上有些欠缺。张广泗确实忠于职守，而能力不足。他曾顶替岳钟琪的职务，护理大将军印务，结果毫无建树，鄂尔泰只用他肯于办事的一面。
鄂尔泰有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说的是要明辨大是大非，重大局，张廷玉很佩服其见识，称此句话“最有味，宜静思之”鄂尔泰后任云贵总督尹继善也称之“大局好，宜学处多”。
鄂尔泰因“公忠”被雍正所识，也因“公忠”被雍正委以重任，他常以此勉励自己，奉“公忠”为原则。他对新任云南巡抚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地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鄂尔泰认为臣下只要诚心对待皇上，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皇帝赏识的。即使稍有疏忽，也会得到皇帝谅解。雍正读到他的这段话，从中看到了鄂尔泰忠诚之心，批示道：“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已，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雍正经常以忠诚向群臣夸赞鄂尔泰“君官奉职，愿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五年正月黄河中下游各省疆吏奏报河清祯祥，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处分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同样性质的错误，为什么会有迥然不同的处置？雍正的解释是：鄂尔泰是忠诚为国的没有瑕疵的大臣，就是在历史上来寻找也是不可多得的，所以不忍心因为小节而对他加以处分，而杨名时就不同了，他丝毫没有亲君爱国的心意，与鄂尔泰相比，真有天壤的差别，因此不能因为要宽待鄂尔泰连杨名时也不处分了。
雍正与鄂尔泰感情上非常好，私交甚厚，使得这对君臣之间有点朋友的味道。三年冬，鄂尔泰去云南任职，身体有些不适，雍正竟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恢复健康，雍正高兴地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产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雍正过五十大寿，与群臣举觞庆贺，鄂尔泰远在西南未能出席，雍正深以为憾，特地选了宴会中的食物，寄往云南，犹如同与鄂尔泰同在一个宴席上共享美味了。鄂尔泰接到食物后，立即上表谢恩，说臣不知如何才能把内心的感激表达出来，只有天地神明才了解臣的这种虔诚的心情。
雍正对鄂尔泰家事的关切可称无微不至。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许配给胤祥之子弘皎。让两个宠臣之问可密切交往。雍正在五年五月初十给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鄂尔泰回奏，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感激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原名鄂容，雍正在他中举后引见时，给他赐名鄂容安。1733年鄂容安还是翰林院庶吉士时，雍正破例把他任用为军机章京，希望他早日成为栋梁之才。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年间为偏修，雍正因宠信鄂尔泰，对他特别垂青，重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他成为亲信大臣。鄂尔奇犯法，被直隶总督李卫参劾，雍正因为乃兄的关系，曲意优容，只撤消他的职务，不给定罪。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也知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雍正朝中，像鄂尔泰这样的政治家的出现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同时他的出现也表明了雍正的用人之道，在君主的绝对独裁中，能容纳建不世之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