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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而备于刘晏。籍民制盐（免其役），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卖之商人，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宋朝则有（一）官鬻，（二）通商两法。而通商之中，又分为二：（甲）径售之于商人，（乙）则称为入边、入中。入边是“入边刍粟”的略称，入中则是“入中钱帛”的略称。其事还和茶法及官卖香药、宝货有关系。茶税，起于唐德宗时。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后曾裁撤，旋又恢复，且屡增其额。其法亦系籍民制造，谓之园户。园户制成的茶，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预给园户的，谓之“本钱”。在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⑧的蕲口，设立六个榷货务⑨。除淮南十三场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这六个榷货务出卖（惟川峡，广南，听其自卖，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货务，则是只收钱帛而不给货的。
宋初，以河东的盐，供给河北的边备。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与收据，估计其价若干，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是为入中钱帛，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的，实在是个良法。
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谓之三说（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兑换之兑无义，乃脱换之省写，脱说古通用）。有时并益以缗钱，谓之四说。
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其弊在于虚估。点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将其所入之物，高抬价格，官物便变成贱价出卖，公家大受损失了。有一个时期，曾废除估价，官以实物卖出，再将所得的钱，辇至出刍粟之处买入（这不啻入边之法已废，仅以官卖某物之价，指定供给某处的边费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于摇动，不久其法复废。到蔡京出来，其办法却聪明了。他对于商人要贩卖官盐的，给之以引。引分为长短。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买卖，而这引是要卖钱的。这不是卖盐，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了。
茶，先已计算官给本钱所得的息，均摊之于园户，作为租税，而许其与商人直接买卖。至此亦行引法，谓之茶引。蔡京是个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盐茶之法，是颇为简易的，所以其后遂遵行不变。但行之既久，弊窦又生。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为某处所产之盐行销之地，是为“引地”。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盐的引额，是看销费量而定的，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商人恃有法律保护，高抬盐价，于是私盐盛行。因私盐盛行之故，不得不举办缉私，其费用亦极大，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
宋朝入边入中之法，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盐，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谓之中盐。运粮至边方，国家固然困难，商人也是困难的。计算收买粮食，运至边方，还不如在边方开垦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资本，雇人到边上开垦的，谓之商屯。当时的开平卫，就是现在的多伦县一带，土地垦辟了许多。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作为库储，商屯才渐次撤废。
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植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植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植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商人重利，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国家专卖之物，如能划出一部分，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需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够了。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
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亦且天时地利等，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而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因官吏不良，多与西番私行交易，好马自私，驽马⑩入官，而其法才坏。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亦未尝不是善策。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
酒：历代有禁时多，征榷时少。因为昔人认酒为糜谷，而其物人人能制，要收税或官卖，是极难的。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于唐中叶以后。宋时，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标之法，认税最多的人，许其酿造，谓之“扑买”。承酿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亏本停止，谓之“败阙”。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往往不许其停业。于是有勒令婚丧之家，买酒若干的；甚有均摊之于民户的，这变成强迫买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只用为地方经费，如“酬奖役人”之类（当重难差徭的，以此调剂它）。到南宋，就列为中央经费了。官吏要维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
收酒税之法，最精明的，是赵开的“隔酿”，亦称为“隔槽”。行之于四川，由官辟酿酒的场所，备酿酒的器具，使凡要酿酒的，都自备原料，到这里来酿。出此范围之外，便一概是私酒。这是为便于缉私起见，其立法是较简易的，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
坑冶：在唐朝，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宋朝，或官置盐、冶、场、务，或由民承买，而以分数中卖于官，皆属转运使。元朝矿税称为税课，年有定额。此外还有许多无定额的，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宋朝相沿未废。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关镇亦有设置的。其所税之物，随地不同。照法律都应揭示明白，但实际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时的商税，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关系重要的，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于唐朝。《文献通考》说：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唐书·柳泽传》，吕太一事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新书·卢怀慎传》说怀慎之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数事观之，似乎唐时的市舶使，多用中人。关系还不甚重要。
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药、宝货，又须先尽官买，官买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已见前）。南宋时又用以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提高其价格，谓之称提），可见其和财政大有关系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于管理外商。因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无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势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
赋役之法，至近代又有变迁。《元史·食货志》说，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丁税、地税分为两，是法唐之租庸调的。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的。这不过是名目上的异同，实际都是分两次征收，和两税之法无异。
总而言之，从杨炎创两税以后，征收的时期，就都没有改变了。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丝料之中，又分二户丝和五户丝。二户丝入官。五户丝输于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银每户四两，二两收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而后来需用杂物，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
明初的赋役，就立法言之，颇为整饬。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根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属于何人。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一本存县官处，一本存里长处，半年一换。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将存在官处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一切恶势力，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
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谓之加派。无定时，无定额，人民大困。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有些财产，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而所值转巨（如金帛等）。况且人户的规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都在所不免。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
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弊窦太多了，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