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为何死得那么惨（第1页）

商鞅为何死得那么惨？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过一个极其戏剧化和讽刺性的情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一帮旧贵族告发商鞅意欲造反。新继位的国君秦惠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准备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无证住店，店主要连坐判刑。”商鞅长叹一声：“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

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下场很惨，有的史书说他被杀后遭车裂示众，有的史书说他直接被处车裂之刑而死。

司马迁说，商鞅这是作法自毙，活该。

两千多年来，关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是非，毁誉无常。由于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儒家在帝制时代的强势地位，作为法家实践者、改革家的商鞅，基本处于毁大于誉、贬大于褒的状态。

那么，商鞅究竟是否被污名化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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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那些看人很准、眼光够毒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商鞅就是这种人。

他名义上是卫国国君之后，实际上顶多算个没落贵族，也要像当时的游士一样，凭一张嘴推销他的政见换口饭吃。

史书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对李悝、吴起在魏国的变法十分钦慕。公元前365年左右，在他大概30岁的时候，商鞅跑到魏国当了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家臣）。

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个奇才，就趁着魏惠王探视自己病情的时候，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在自己死后，可以让这个年轻人接替他的职位。魏惠王听后，沉默不语。公叔痤又屏退左右，跟魏惠王耳语，说大王如果不用这个年轻人，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魏惠王点头答应。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唤来商鞅，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我是先君后臣，先公后私，魏惠王要杀你了，你赶快逃跑吧。

商鞅却从容地对公孙痤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他没有立即离开魏国，魏惠王果然既没想重用他，也没想杀掉他。

虽然性命无虞，但商鞅的内心应该是悲凉的：没有什么比自己被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更让他难过的了。

公元前361年，公孙痤死后，商鞅获悉西边的秦国刚继位的新君秦孝公正在诚意求贤，便带上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而去。

当时的秦国僻处西边，中原诸侯会盟都不带它玩，把它当作夷狄。秦孝公很有志向，想要恢复300年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重夺失去的土地，最主要的，要让中原诸侯瞧得起秦国。说白了，秦孝公要搞变法图强，这也是整个时代的趋势，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都是如此。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之一。这不难理解，诸侯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牵引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弱国求存，强国争霸，何其惨烈。于是，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

商鞅入秦后，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的师承虽然有儒家的影子，但他的偏好和主业是法家，而且他是带着《法经》入秦的，但他为了试探秦孝公的信仰和决心，不惜多次“钓鱼”，言不由衷地大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最后才讲到重点。其实他早就看出秦孝公想要什么，秦孝公要的是一套速效的强国之术。你不要跟我讲百年大计，我要的是立竿见影。

好巧，你想要的，我正好有。

商鞅通过放长线钓大鱼，跟秦孝公达成了共识。舞台搭好了，就等他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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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秦孝公和商鞅来说，他们还有共同的障碍需要面对。

秦孝公的意图很明显：“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我想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但我怕天下非议。所以他很聪明地把商鞅推到前台，作为自己变法的一个工具。商鞅拿着秦孝公赋予的权力，当然也要顶着一切冲向秦孝公的压力和非议。这是他们二人在无形中达成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