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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眼看见弗吉尼亚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分外燠热的下午。彼时离我当初抵达多佛港，又过去了五个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兹的人结伴四处旅游，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头的，约莫十天前我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满怀感激地将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颠得烦不胜烦，不过好歹回到了英国，我还是很开心。我刚从一列自伦敦发出的列车上下来，立时就着了迷。弗吉尼亚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洁又诱人。村里布满了懒洋洋的将近黄昏时的阴影，外加一片青葱翠绿，绿得叫人受不了，只有那些刚刚从不毛之地来的人才懂得欣赏。火车站后面矗立着霍洛威疗养院的哥特式塔楼，它就在紧靠车站的一个貌似公园的广场上，由砖块和山墙组成，像块纪念碑似的。

两个我在故乡就认识的女孩在那家疗养院里工作，她们替我在她们那一层楼里找了个睡觉的地儿，还让我有机会敲打敲打她们那个积了五个月尘垢的浴缸。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罗机场赶一班飞机回家。我应该在两周以后恢复我那没精打采的大学学业。可是，在一家喜气洋洋的、名唤“玫瑰与皇冠”的酒吧里灌下几杯啤酒之后，她们给我提了个醒，说那个医院一直在找杂役工，而我的母语既然是英文，自然稳操胜券。第二天，我脑袋昏昏沉沉，也无从深思熟虑，就发觉自己已经在一边填表格、一边被告知要在早上七点到“图客”病房的护士长那边报到。第二天早上，有个面目和蔼、智商却只有孩童水准的小个子男人被派来带我到仓库里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钥匙，还有一大摞叠得整整齐齐、摇摇欲坠的医院服装——两套灰衣服、衬衫，一条领带，几件实验室专用白大褂（他们琢磨着让我干什么呢？）——然后领着我到马路对面的男工寓所，那里有个白发苍苍的干瘪老太太将我带到一个如同斯巴达军营般简朴严苛的房间里。老太太的神情举止让我缅怀起我的老朋友古宾斯太太，她用同样的腔调冲着我连珠炮似的指手画脚，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将脏床单换成干净的，哪些时段供应热水，取暖器该怎么操作。至于别的杂事儿，内容实在太多，她讲得又飞快，我记不住。不过我听到她提到了床罩，这一点让我挺骄傲。熟门熟路啦，我想。

我写了一封信给爸妈，告诉他们别等我吃晚饭了，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开开心心地试穿我的新衣裳，在镜子前面摆几款贝蒂·格雷伯[1]的造型，再在窗台上把我那少得可怜的平装书排成一溜，又蹿出门到邮局走一遭，在村子里东张西望，在一个名叫“都铎玫瑰”的小地方吃饭，最后跑进一家名叫“特洛特斯沃斯”的酒吧。那里的氛围是如此惬意，而别的娱乐方式又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喝啤酒时——我得坦白——颇为放纵。我回新寓所时，沿路经过好几个灌木丛，还有一根叫人难忘的不依不饶的灯柱。

翌晨，我晚醒了十五分钟，睡眼惺忪地找到医院。在一场换班的混战中，我问到了去“图客”病房的路，然后顶着一头乱发，经过一番左躲右闪，抵达病房时迟到了十分钟。护士长刚到中年，是个挺友善的家伙，他热情相迎，跟我讲了讲茶和饼干在哪里便没了踪影。后来我几乎再没见过他。“图客”病房里都是些长期住院的男病人，个个精神错乱，不过状态都被控制住了。谢天谢地，他们似乎完全能照顾自己。他们自己从一辆带轮子的推车上拿早饭，自己剃胡子，自己勉勉强强地铺床叠被。当我暂时跑到员工厕所里忙着找抗酸剂却遍寻不见时，他们便静悄悄地离开。等我再出来，病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弄得我既困惑又害怕。我迷惘地在休息室、厨房和寝室里转悠，打开病房门，只见一条空****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从那里出去就是外面的世界。恰在此时，病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

“你是谁啊？”有个声音在吼。

我积攒起足够开口的力气，一边自报家门，一边透过办公室的窗往外窥视，指望能看见图客病房的三十三个病人从一棵树冲到另一棵，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们的自由。

“我是史密森。”电话那头说。史密森是护理部主任，络腮胡子铁桶胸，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人物，前天有人在我跟前提到过他。“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子，对吗？”

“对，先生。”

“那里俏丽吗？”

“哦，实际上那里很安静。”我眨了眨眼睛，好不困惑，心里琢磨这个英国人说话怎么转折得如此古怪。

“不是，我是说约翰·乔利，那个护士长——他在吗？”[2]

“哦。他走了。”

“他有没有说过几时回来？”

“没说过，先生。”

“一切都有条不紊吗？”

“呃，实际上……”我清清嗓子，“病人好像逃跑了，先生。”

“他们怎么了？”

“逃跑了，先生。我刚去过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到病房外头去了，小子。他们会去干点零碎的园艺活，再不就是接受职业疗法[3]。反正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走开的。”

“哦，这个真得感谢基督。”

“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得感谢上帝，先生。”

“对，确实如此。”他挂上电话。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独自绕着病房闲逛，瞄瞄抽屉，看看衣柜，瞧瞧床底，翻翻储物柜，拼命琢磨该怎么用一堆松松散散的叶子和一只过滤网筛泡茶。等我拿得准自己的体力可以胜任时，便在连通病房之间的擦得锃亮的走廊上，展开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世界滑步锦标赛——场边还有人窃窃低语，发表满含敬意的评论。时间挨到一点半，还是没有人叫我去吃午饭，我只好自行解散，跑到员工餐厅里，一个人对付一盘豆子、薯片，外加一种神秘兮兮的玩意儿——后来我才认出那是斯潘牌罐头碎肉。我一边吃，一边注意到，史密森先生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边热烈讨论，言谈甚欢。不晓得为什么，他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投来乐滋滋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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