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万众之主94波斯的威胁（第1页）

第七章“万众之主”[94]——波斯的威胁

漫步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如今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游客依旧可以一睹那座古老纪念碑的风采。早在当年被君士坦丁一世（eⅠ）从希腊圣地德尔斐搬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旧称——之时，它就已经是件古董了。满是尘土的青铜柱熬过了这座城市漫长而喧嚣的历史，依旧矗立在17个世纪前罗马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安置它的地方。

公元前479年，当它第一次被竖立在德尔斐时，基座上还带有一段很可能是非法添加上去的自吹自擂的希腊铭文。这段文字如此浮夸，以至于当时的希腊人差点儿将它抹去：

征服了米底人（Medes）的希腊领袖保塞尼亚斯（Pausanias）为福波斯（Phoebus）（阿波罗）建立此柱。[95]

这些“米底人”是谁？在犹太《圣经》里，“真正的”古米底人乃是预言中向巴比伦人（Babylonians）传达上帝之怒的可怕的代理人：

看啊，我必挑动米底人攻击他们。米底人不为银子所动，也不喜欢金子。他们的弓必击碎少年人，他们不怜悯襁褓中的婴孩，亦不顾惜幼童。巴比伦，列国的荣耀……必如遭神倾覆的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96]

《圣经》中的米底人居住在如今的伊朗西北部地区。或许他们的骇人名声早在古风时期就已传到了希腊，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古希腊人往往将米底人与邻近的伊朗人混为一谈，后者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取代米底人，成为来自东方的首要军事威胁。希腊人很清楚这些新来的波斯人是谁，但出于贬损对手的目的，依旧坚持称他们为“米底人”，正如上面的铭文中那样。

如此，希腊人便开启了透过虚幻面纱来观察古代波斯人的悠久传统。2006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300勇士》将波斯大王薛西斯塑造成一个嘴边没毛、阴柔颓废的人，而将他的斯巴达对手描绘成健硕（且满面髭须）的硬汉。电影制作者对史实的改编不仅在于名字，还抹杀了现代大胡子爱好者们的伟大先驱。其实，薛西斯及其王朝的其他国王都蓄着又长又华美、用波斯艺术精心打理过的胡子。

归根结底，这部影片传达了波斯敌人的负面形象，而这种形象乃是希腊人在波斯战争——或者，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叫“米底战争”——之后制造出来的。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这场大战之所以值得特别讨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开启了一种看待“东方”的“西方”的视角，且这种视角的影响力至今犹存。

自公元前540年左右，波斯人在三位开国帝王居鲁士大帝（CyrustheGreat）、冈比西斯（Cambyses）和大流士一世（DariusⅠ）的带领下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比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早了三个世纪。这个新兴的波斯帝国的领土从如今的保加利亚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其全盛时期的疆域无可匹敌。此番成就是波斯人用**裸的侵略创造出来的。坦率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武力夺取别人的东西——不仅是财富，还有通过永久地征服民众和土地而得来的收益。

中亚，作为一条既古老又现代的路线连接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伊朗西部的高地。在这里，波斯第三位国王大流士为彰显自己的荣耀建起了一座丰碑。这幅巨型浮雕刻在峭壁之上，好让众人膜拜。画面上那些被缚的俘虏，或在游街，或被国王踩在脚下。浮雕的碑文并非人人都能看见，因为它的高度距地面超过300英尺。

尽管这段铭文以该地区使用的三种古老文字写成，似乎凸显出交流的重要性，但高耸的纪念碑更像是关于永恒的宣告。以下是碑文的开场：

我乃大流士，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万邦之王，叙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萨米斯（Arsames）之孙，一个阿契美尼德（Aid）。

大流士王说：“我的父亲是叙司塔司佩斯；叙司塔司佩斯的父亲是阿萨米斯；阿萨米斯的父亲是阿里亚拉姆涅斯（Ariaramnes）；阿里亚拉姆涅斯的父亲是泰斯佩斯（Teispes）；泰斯佩斯的父亲是阿契美尼斯（Aes）。”

大流士王说：“因此，我们是阿契美尼德。我们自古便是贵族。我们的家族自古便是王室。”[97]

在此，大流士，古代波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通过表明自己王室成员身份的方式强调了其王权的正当性。这个古老的统治家族中的一连串名字都指向同一个名义上的祖先：阿契美尼德。这段铭文宣称某个个体的统治基础就在于他属于某个特殊家族——现代术语称为王朝，为血统论提供了早期例证。

对于大流士究竟是真的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还是虚构出这个辉煌的祖先以便掩饰自己在居鲁士之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冈比西斯死后那段混乱年月里篡夺权力的事实，专家们仍有争论。无论如何，只有同样是“阿契美尼德”的男性后代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一做法延续了150年，直到帝国覆灭。照此看来，大流士强行规定王朝原则的努力似乎对波斯帝国的稳定有所助益。

波斯国王们对帝国有着自己的构想，该构想与古希腊人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从位于如今伊朗西南部的阿契美尼德王室墓地就可见一斑。在一个叫作帝王谷（Naq?-iRustam）的地方，三位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墓穴嵌在悬崖峭壁之内，每个墓穴的一个立面上都刻着同样的浮雕，画面内容均模仿此地最早的墓穴——大流士本人的墓。

浮雕上的每个国王都站立在有腿的类似于平台的王座之上。王座下有两排人，好像抬着王座在行走，另有两个人扶着宝座的腿。每个人像都附有古波斯文标注，“这是波斯人”“这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98]等等，各自代表着国王统治下的一整个民族。

还有一则文字说明上写着：“这是亚乌纳人（Yauna）。”亚乌纳人是波斯人对“希腊人”的称呼，该词源于“爱奥尼亚人”，意思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们也成了波斯的属民。很难想象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直白的方式来宣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与其臣民间的主从关系。难怪希腊人认为波斯国王的属民都是“奴隶”。

从大流士安息之地向南7英里，有一座城市环抱中的恢宏宫殿，同样出自大流士之手。一名古希腊作家称此城为“天下最富庶的城市”[99]。自该遗址被发掘、宫殿得到部分修复以来，此地就成了古代波斯伟业的象征。

1971年，时运不济的伊朗国王决定举办一场奢华的宴会。他将宾客们召集到一座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这是古希腊人起的名字，意思是“波斯人之城”——废墟之上专门建造的帐篷城内。各国元首享用着来自巴黎顶尖餐厅马克西姆的烹饪团队准备的葡萄酒和佳肴，观看了盛装游行，游行队伍中还有由数千名现代伊朗士兵装扮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军队。

这个古老的皇家中心进一步向来访者展示了波斯人观念中的王权。雕花托板上盛满帝国臣民们献给统治者的礼物，装点着想必是通往宫殿中心的楼梯。大英博物馆伊朗厅里电脑生成的图像魔幻般地重现了宫殿中心古时的盛况：色彩明快的粉色与蓝色立柱巍然林立，立柱顶端精雕细刻的柱头支撑着金色的椽子。

当年的国王大概就是在这里发号施令，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坐在宝座上接受朝觐——在说了那么多关于波斯人征服的事情之后，这或许很叫人惊讶。大厅富丽堂皇，意在引人赞叹。它的实际功能或许与近代阿拉伯当权者的传统会议厅（majlis）或觐见厅没什么两样，都是“钩心斗角的舞台，是解决纷争、重新确认效忠的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彰显权力的地方。步入地方统治者的会议厅，就让臣民们有了见识权力之重的机会”[100]。对于阿契美尼德王朝而言，臣民中最强大、最需要被提醒不忘自身地位的一群人就是那些波斯贵族。这些贵族家庭的男性成员会成为国王派驻外省的总督、将军，有时还会当上乘龙快婿。

皇家赏赐和奖励制度将帝国利益重新分配给这些权贵，以换取他们的忠心。波斯帝国历史后期，一名如今在土耳其西部参加行动的希腊士兵的亲眼见闻，为我们了解该制度提供了一丝线索。这名士兵与其他希腊人一起劫掠了一个名叫阿思达特斯（Asidates）的人的财产。此人与妻子和孩子居住在那里，身份类似于封建领主：

当他们达到时已是子夜时分，塔楼周围的奴隶和大部分动物都跑了，希腊人未加理睬，一心要捕获阿思达特斯本人和他的财物。当他们发现无法攻占塔楼时（因为塔楼又高又大，带有堞口，还有相当强大的守卫军），就试图挖穿塔楼的外墙。墙有八块泥砖那么厚。但破晓时分，他们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曙光刚刚照进塔楼，里面就有人用牛叉把最靠近缺口的人的大腿扎了个窟窿，接着他们便不停地向外射箭。[101]

我们无从知晓这名波斯贵族是如何在距家乡1500英里之遥的爱琴海边拥有了要塞。归根结底，他的头衔肯定来自居鲁士大帝对该地区的征服（约公元前550年），换句话说，他的土地乃是波斯人的战利品。分封被征服的领土不仅是一种奖励机制，身处伊朗的国王们试图通过分封来鼓励波斯人移居，在偏远省份的属民中建立起忠诚的社会网。

在邻居希腊人眼里，波斯国王富甲天下。一名古希腊人提到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战波斯所收集到的财物，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从各地收集来的珍宝……总计18万塔兰特（银子）。”[102]学者们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一塔兰特约合57磅，这样算来，亚历山大得到的财宝就超过4600吨白银。这些财富很难用今天的价值准确比较。粗略估计，若是放在2011年的美国，大约值37亿美元。

至于财富的来源，主要靠进贡。波斯国王们以军事保护为交换，每年向属民收取贡品。亚历山大劫掠到的只是当时皇宫仓库里剩余的（相对较小的）部分财富。征收贡品是波斯国王委派给各省总督的任务。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建立该税收体制的乃是大流士。他还说，该举措的结果就是大流士在波斯人中得了“搜刮者”[103]的绰号。

现在，我们得稍事停顿，先来说说希罗多德本人。虽然我已在本书中反复引用他的记述，但必须承认的是，对于他历史学家的身份历来是有争议的。他的记录构成了波斯帝国建立初期的史料主体。波斯人的确有自己的文化，正如我们所见，波斯国王们还曾命人用若干种近东语言篆刻碑文。但在我们已知的资料中却找不到古波斯语文献。同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的情况一样，现存的关于波斯人的记录乃是由希腊人和罗马人书写的。

要不是波斯，希罗多德可能就不会写作历史，因为波斯为他提供了写作主题，特别是公元前490—前479年希腊大陆与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统率的大军之间的战争，这几场战争也因此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波斯战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代波斯人间接地刺激了在希罗多德有生之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型古希腊文化活动。希罗多德将这种活动称为“通过调查去学习”，用当时的希腊文写作“historiē”。他调查的对象不是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远古时代，而是他眼中的希腊近代发生的大事件。

他刚将自己的作品以莎草纸卷的形式交给希腊书商复制销售（公元前420年左右），其他希腊作家就立刻对他的不实写作展开了攻击。后世的古人承认他在历史写作发展中的地位，公元前1世纪时的杰出罗马人可能会奉他为“历史之父”[104]，但此时此刻，他们仍把他视作一个糟糕的历史学家。

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古代历史学家们往往争强好胜、彼此相轻。此外，希罗多德生活的那个时代，书面记录少之又少。很多古代社会，包括希腊，仍然严重依赖口口相传的方式。因此，希罗多德的很多（即便算不上大部分）信息的质量都取决于采访技巧。

从有利的一面看，在他从事写作的那个年代，关于波斯战争的故事仍广为流传，因此很多资料都是二手、甚至一手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精彩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偏好，尽管这正是他的作品时至今日仍能令人手不释卷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如前人那样，因他相信超自然力量对人类事件的影响而指责他。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真诚地相信神祇无处不在，且积极地参与着人类活动。

除了道听途说、有失严肃或“迷信”之外，人们对希罗多德还有一项更严重的质疑。20世纪晚期的部分专家指出，希罗多德故意编造了一些故事以混淆视听。我们无法在此详述相关的激烈辩论，况且，很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说法。的确，希罗多德在开创性地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受到了有别于今天的古代思考方式的限制，也受制于人类记忆本质的局限，即便是亲眼所见，人类的记忆力仍会在过往事件上出差错。

尽管不能因希罗多德不知道这一点而指责他，但当他依赖于——如他自己常说的——由“当地人”提供的信息时，也不得不面对如今学者们所谓的“社会记忆”，即古老社会里那些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故事。这些传说没有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推敲，它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保存历史真相，毋宁说是为了赋予某个社会群体一种身份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老奶奶的故事”就会蒙上神秘的色彩。亚瑟王的故事或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鉴于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是现存仅有的关于波斯战争的详述，上面那些“有益的警告”似乎就更有必要了。由于希罗多德生逢大战，他的文本从时间上而言必然是最接近该事件的记录之一。如他所说，或如他在作品中暗示的那样，他能够从战争亲历者或认识他们的人那里直接获得信息。从另一方面讲，他的记述有如神来之笔，为后人留下了亲历者的名字和事迹，令战争的场面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