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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溽暑难耐，闷热使人们夜不成寐。
大明宫位于长安东北部高起的龙首原上，相对城中的其他地方要凉爽许多。宪宗皇帝李纯依旧难以入眠。
他在为削藩的战况而烦恼。从登上皇位的第一天起，藩镇的烦恼就伴随着他。整整十年过去了，宪宗皇帝发觉这桩烦恼已经与自己融为一体，成了自己作为大唐第十一位君主最大的特征。
和庙号、谥号这类表面文章不同，君主的特征，是指人们谈论起他时最先想到的是是非非。比如唐玄宗，总是和“盛极而衰”以及“杨玉环”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德宗皇帝，哪怕是李纯本人，只要想起这位爷爷，就必然会想起“小人当道”这四个字。即使父亲为爷爷上了“德”字这么体面的庙号，仍然无济于事。
既然一生功过必将与削藩密不可分，那么对于宪宗皇帝而言，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实际上从登基之日起，他就是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开始削藩的。很多臣子不理解他，总以为为人君者没必要将自己逼到绝境，只有宪宗皇帝心里明白，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后路。
他看过祖父和父亲是如何当皇帝的。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李纯悟出一个道理：皇帝是天下唯一一个没有退路的人。
要不怎么叫“孤家寡人”呢。
许多人反对他，少数人支持他。可是，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
因为他们都不是皇帝。
在当了十年皇帝，也削了十年藩之后，李纯发觉自己的决心没有动摇，性格中的暴戾却变得越来越剧烈，对周围人的忠诚与奸佞也愈加敏感。
他还没有到四十岁，却开始感到累了。
最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李纯总是会想起自己的父亲——顺宗皇帝。在父亲那漫长的二十五年的太子生涯中，李纯从他身上看见的最大特征就是——疲倦。这也恰恰是李纯最不能认同的地方。所以，当初在位仅仅二百日的父亲禅位于自己，李纯并没有感到丝毫内疚。父亲重病无法施政，理所应当将皇位交出来。因为李纯深信，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都不能接受一位无所作为的皇帝。
“二十五年”和“二百日”，这组时间对比中的残忍意味，他一直刻意回避着，以此来摆脱良心的折磨。可是近来，这种折磨似乎正从他的身体深处苏醒。
宪宗皇帝已经削藩十年了，仍然对最终的胜负没有必然把握。甚至连战事还要持续多久都无法预测。越来越多的主和派臣子将“十年”这个词挂在嘴边，威胁他，试图摧毁皇帝坚持下去的决心。
他恐惧地发现，与任何一个具体的敌人相比，更难以战胜的是时间。
天子可以藐视一切人，却必须敬畏天地。而天地，恰恰是以“时间”为手段操控苍生万物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只有看懂了时间的流逝，才能看透“不仁”这两个字的含义。
在位十年之后，宪宗皇帝体会到了“时间”无情的压力，也终于能对当年父亲的疲倦感同身受了。
他开始请道士们入宫，对内外丹的修炼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笃信天候、祥瑞等等过去不屑一顾的东西。他只有沉浸到这些虚无缥缈的事物中，才能吸取对抗“时间”的勇气，从而让自己坚持下去。
宪宗皇帝还颁下诏令，除军国大事之外，天候异象的发生也必须即时上报，哪怕皇帝正在安寝中。
于是这个夜晚，司天台监就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来上报天象了。还好，皇帝并未就寝。
跪在面色晦暗的皇帝面前，司天台监李素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夜臣观天象，见一束银光划过东方的夜空，长长的尾端直入太微垣的中央，刹那间便遮蔽了五帝座的熠熠星光。”
李纯紧锁起眉头。
司天台监哆嗦得更厉害了：“此天象称、称为——有长星于太微，尾至轩辕。”
“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快说！”
“星书有云：此为极、极凶之兆，祸指、指……天子。”李素连连叩头，惶恐地等待着皇帝的雷霆之怒。
当今圣上性格至为刚硬，说发火就发火，一发火就鞭笞人，宫中近臣人人自危。
可是司天台监等了好一会儿，皇帝并没有发脾气，只是让留下星图，便命他退下了。
第二天是元和十年六月初一日，正是朔望朝会的大日子，满朝文武都到齐了，乌泱泱坐满了整个宣政殿。只有御史中丞裴度因脚伤告假。在这种仪式性质的大朝会上一般不会谈什么实质性的话题，众臣照例歌功颂德一番。皇帝高高地坐于御台之上，圣颜被白玉冕旒遮盖得基本看不见，嘴里讲的也都是套话，毫无激情地照本宣科。
站在最前排的宰相武元衡却发现了一丝异样：皇帝的嗓音听起来和平常不同，十分干涩。
朝会之后，皇帝只宣了武元衡一人去延英殿。
到了延英殿中，君臣二人都松弛不少。皇帝一边由内侍帮着摘下冕冠，一边向自己最心腹的宰相抱怨：“这种天气还戴这个，简直活受罪。”
武元衡微笑着。现在他已能清楚地看见皇帝疲惫的面容和焦虑的眼神，知道皇帝必有要事与自己商谈。
武元衡年近花甲，早于德宗年间就已入仕，但真正受到重用还是在当今圣上登基之后。元和三年起，武元衡即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帝国宰相的位置上干到现在，绝对是李纯最信任的股肱之臣。
宪宗皇帝以意志坚决著称，可是在这位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宰相面前，时常会流露出不经意的依赖。每当这种时候，武元衡就会对李纯生出一份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