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最后的家书（第1页）

令是傍晚时候下的：“全体官兵，写一封家信。写完了交到连部，一齐管着。要是我们……要是万一，这些信会想法送到你们家里人手里。”

传令的兵说这话时，声儿很轻，像是在念悼词。战壕里一片死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声，提着人们这不是练。

牛夲坐在防炮洞的旮旯里，手里捏着半截铅笔。铅笔是从杨文理那儿借的，己短得握不住了，得用两根手指头掐着写。纸是齐发的，巴掌大的糙纸，泛着黄，摸上去糙得像树皮。

可他写不出来。

不是不会写——在长沙的识字班，他学会了写自个儿的名字，学会了写“中国”“云南”“父亲”。杨文理还特意教了他几个彝文常用的字，说“万一要给家里人写，就用这个”。

可这会儿，对着这张可能成了留话的信纸，牛夲发现所有的字都堵在喉咙里，落不到纸上。

“阿爸，”他试着开头，“我在徐州……”

然后停了。说啥？说我在战壕里，战壕很湿，有老鼠，有尸首的味儿？说三百步外有日本人，明儿个清早可能要来杀我？说我很怕，怕得手抖，怕得想哭？

这些不能说。毕摩教过：出门在外，报喜不报忧。要让家里人心。

可这会儿的状况，有啥喜可报？

防炮洞里点着一盏马灯，光线昏昏的，在湿的洞壁上投下晃的影子。七八个兵挤在一块儿，都在写信。有人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有人写得很慢，写几个字就停下来，盯着纸发呆。

杨文理坐在牛夲对面，眼镜片反着灯光。他己写完了一页，正在写第二页。牛夲瞥了一眼，瞅见满纸齐整的楷书，字小小的，密密的。

“杨哥，”牛夲小声问，“你写这么多？”

杨文理抬起了头，推了推眼镜：“可能……是最后一封信了。想说的，都得说完。”

“你都说了啥？”

“说我在军队里很好，吃得饱，长官照看，战友和和。”杨文理笑了笑，可那笑很苦，“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大理，去中学当先生，教历史和地理。”

牛夲注意到，杨文理说这话时，手指头在微微地抖。

“还说，”杨文理的声儿更低了，“要是我回不去了，请父亲别难过。就说儿不孝，可没给白族人丢脸。”

防炮洞里更静了。只有铅笔划在纸上的声儿，和远处隐约的炮声。

牛夲重新瞅着自个儿的纸。他深吸了口气，决定用彝文写——阿爸不识字，可寨子里有毕摩，毕摩能看懂。

“阿爸，”他写道，“儿在徐州，全好着。”

笔尖在纸上停了。这句写完，下头就不知该写啥了。全好着？战壕里湿冷，饭是硬的，明儿个可能要死——这也算“好”？

可他还是接着写：“军队里很照看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战友们对我很好，有个白族弟兄教我识字，我这会儿会写自个儿的名字了。”

这是真话。杨文理真教了他很多。

“徐州离云南很远，可我常想起家里。想起火塘边的烤洋芋，想起后山的杜鹃，想起阿妹唱的山歌。”

写到这里，牛夲的鼻子突然一酸。他想起离家那天，阿妹追到寨子口，把刚绣好的荷包塞给他，里头装着三颗炒豆子。她说：“阿哥，等你回来，我给你绣最好的衣裳。”

这会儿那个荷包还在他贴身的兜里，可豆子早吃完了，只剩荷包空空的，像他这会儿的心。

“阿爸，”他接着写，“要是……要是儿回不去了，您别难过。毕摩说过，打仗死的人，魂会变成山鹰，飞回老家的山。到那会儿，您瞅见山鹰在寨子上空打转，那就是我回来看您了。”

写到这里，泪总算掉下来了，落在纸上，把刚写的字洇开了一团。牛夲赶紧用袖子擦，可越擦越糊，最后那几个字成了一团墨迹。

他盯着那团墨迹，突然觉得很怪——这就是他留给世道的最后迹？一团哭花的字？

“牛夲。”

是赵大锤。老班长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递过来一支烟。牛夲摇摇头——他不抽烟。

赵大锤自个儿点上，深吸一口，烟在昏黄的光里绕。

“写完了？”

“没……写不下去。”

“常的。”赵大锤说，“我头一回写留话——那还是北伐的时候，也这样，坐了一晚上，就写了‘娘，儿不孝’西个字。”

“后来呢？”

“后来那仗没死成，信也没寄出去。”赵大锤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收在包袱里，跟着我跑了小半个中国。这会儿想想，要是当时真死了，我娘收到那西个字，得多难受。”

牛夲静了。他想象阿爸收到这封信的样子——寨子里识字的人不多，得请毕摩来念。毕摩用苍苍的声儿念出“要是儿回不去了”，阿爸会是啥表情？